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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民公民化與共意提取:網絡利益表達理性秩序的構建
      2020年01月19日 09:41 來源:《新視野》2019年第3期 作者:高鵬程 張恩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高鵬程,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張恩,湖北民族大學法學院講師,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內容提要:互聯網的出現為利益表達開辟了廣闊的新空間,為利益表達進行了賦能,同時網絡利益表達的輿論沖突也對現實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網絡輿論數量的膨脹及其負能量的產生,與網民真實公民身份的缺失密切相關。為構建網絡利益表達的理性秩序,有必要通過權威化認證為網民身份增信,促使網民公民化,從而降低網絡噪音水平,減輕網絡監管壓力。在此基礎上,有必要繼續拓展人民代表大會等權威機構通過網絡利益表達聽取民意,深化和加強利益綜合機制中的共意提取等關鍵環節,實現國家網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關 鍵 詞:網民公民化/網絡利益表達/理性秩序/權威化認證

        標題注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戰略研究”(17JJD810003)。

        互聯網的出現為利益表達開辟了廣闊的新空間,為利益表達進行了賦能。但在現實的網絡利益表達領域中,也存在著諸多失序癥狀,不僅造成網絡利益表達本身的效能損耗,同時也對傳統利益表達機制的權威性造成了沖擊,甚至可能引發政府的誤判乃至進行民粹化決策。因此,順應網絡信息科技發展和網絡民主發展的需要,在發揮網絡對公民利益表達所具有的賦能性的前提下,正確分析網絡利益表達狀況的沖突及其內在矛盾,充分利用網絡利益表達手段,達成更廣泛的公共意志,是新時代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實現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網絡對利益表達的賦能及其內在沖突

        網絡信息技術大幅拓展了公民的利益表達空間,同時這種具有超級能量的利益表達中所包含的情緒色彩、復雜語義和群體觀念沖突,又對穩定政治秩序造成了一定的擾亂,對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戰。

        (一)網絡信息技術對利益表達進行了一般性賦能

        在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中,公民利益表達具有被動、間接表達的特點。黨委、政府、人大等權威性機構,與電視臺、報刊等傳統大眾媒介一道,共同承載著公民利益表達的政治溝通功能,看似多元卻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和單一性。即便是“來信來訪”(簡稱“信訪”)等直接利益表達形式,也被制度化為各級政府部門的常規職能并內化到相應的組織機構中。

        網絡的出現和發展使公民可以在既有利益表達機制之外,找到更迅速高效的利益表達渠道,網絡輿論反映出的民意成為具有特定獨立性的社會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動政府治理變革的作用。為適應這一變革,政府亦積極推動“互聯網+信訪”模式,以期利用網絡技術的優勢,從被動地實行權利救濟,向主動地汲取民意轉變。①可以說,社會利益主體經由網絡媒介手段,提升了自我利益表達的能力。

        網絡對傳統媒介、渠道和形式的替代,在多個維度上增強了利益表達的效率和效能。首先,網絡本身是基于信息通訊存儲交換顯現之上的虛擬空間,其無界性使利益表達可以隨時隨地在網絡空間中發起和進行,網絡成為常在的人文環境的組成部分。其次,網絡空間賦予現實社會利益主體以虛擬的網絡身份,這種身份具有扁平結構,極大地擴展了交往關系的數量,使得公民以網民身份直接針對特定對象提出意見、建議和批評。再者,通信網絡的深度發展,如城鄉寬帶覆蓋普遍化、接入端應用的豐富性、智能移動終端的快速普及,又使得網絡使用具有遠超于其他利益表達渠道的低成本、高效率、更全面、更簡便的優勢。網絡對傳統媒介的優勢,如同黃金在貨幣領域中對其他貨幣的優勢一樣,可以說網絡天然是媒介。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階層的利益分化趨勢明顯加大。現實利益表達的必要性、內容的豐富多樣性與傳統利益表達渠道的單一性之間,在相互匹配性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利益表達渠道單一的情況下,社會日益增長的利益表達需求必然尋求其它的替代性渠道,這些即有表達需求在遇到特定事件熱點時就會迸發出來。網絡作為信息技術發展的產物,正好與中國社會利益高速分化期相疊合,為社會利益表達需求提供了足夠寬度的表達通道和足夠體積的“泄洪池”。基于不同角度的量化研究結論證實,網絡在容納高速膨脹的利益表達內容這一功能上具有積極意義。有學者依據權威數據的分析,證實了網絡的使用具有顯著拓展政治參與渠道的潛力,增加了城鄉居民利用互聯網進行利益表達的數量。②

        (二)網絡技術賦能催生出利益表達主體的分化和利益表達內容的虛幻化

        首先,網絡對利益表達的整體性賦能并不均勻,呈現出鮮明的階層群體特點。在網絡空間中,精英群體仍主導著網絡傳播的內容和價值取向。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依舊是信息弱勢群體和信息貧窮者,他們的利益表達受到抑制,存在著嚴重的代表性不足問題。從表面原因看,弱勢群體對新興媒體技術的運用水平較低,對網絡信息傳播的方法把握不夠充分,網絡媒介素養不夠,導致他們的網絡利益表達效果微弱。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42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8年6月,城鎮網民與農村網民的比例仍高達73.7∶26.3,而在“非網民/不上網”的原因中,49%是因為“電腦或網絡知識缺失”,32.5%是因為“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限制”。③從深層原因看,網絡商業化所造成的經濟成本,仍是阻礙弱勢群體上網的重要原因。精英群體作為網絡經濟的重要力量,在資本運作體系下追逐規模效應和快速變現,弱勢群體的聲音淹沒在短平快的信息汪洋里。而添置終端設備和支付日常上網費用,對弱勢群體來說,仍是不小的負擔。

        其次,在網絡利益表達過程中出現普通網民表達意見的民粹化問題。這些知識水平較低的網民,往往以平民大眾的名義,對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經濟精英進行質疑和批判,即所謂“仇官”“仇專家”“仇富”現象。民粹化的網絡利益表達常因特定熱點事件而起,迅速掀起輿論巨浪,網民在其中通過發起道德審判、宣泄仇恨情緒、贊揚越軌行為等,導致網絡民意呈現出情緒化、對立化乃至暴力化的傾向。某些情況下,網絡利益表達民粹化,還將因不同利益訴求而不滿現實的人聚集起來,造成現實社會中群體性事件頻發。有學者研究發現,網絡的使用促進了城市群體性上訪、示威、集會等非制度化政治參與行為的發生。④顯然,低教育水平網民更易受到網絡信息操縱,被動參與到社會對立當中。

        第三,伴隨網絡利益表達的整體性增長,虛假的利益表達內容不可避免會按比例擴張。由于各類網絡利益表達具有即時性,網絡平臺的提供者很難對各類主體所表達的內容進行真假判斷。網絡利益表達中的虛假信息,有些是因為利益表達主體受個人表達能力所限而無意識地出現片面性,有些則是故意傳播虛假內容以爭取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外,各種思想流派、宗教乃至迷信等,也會對網絡利益表達中的信息進行有意扭曲,甚至通過造謠抹黑來攻擊利益沖突方。

        二、沖突根源:虛擬與現實間的張力

        網絡以構建虛擬社會對利益表達賦能,也帶來了網絡社會利益表達的各種沖突。網絡利益表達中非理性言論的情緒化、虛假化乃至暴力化,反映出網民身份與公民身份的對立,而這些數量龐大的非理性利益表達言論,對政府認知社會利益助益不大。政府很難為真假難辨的利益表達構建有效的輸入機制,更遑論進一步構建回應、整合和輸出機制了。

        (一)虛擬身份加劇利益表達的非理性化

        在傳統政治體系中,利益表達行為是公民與政府之間互動的特定環節。公民表明身份,以便向決策者精準地傳遞信息,這在利益表達過程中是不言而喻的。即是說,利益表達原本是公民化的,公民身份和利益表達內容是耦合共在的。然而在網絡空間中,利益表達內容卻以虛擬的網民身份呈現出來,利益表達者的真實身份隱匿不見了。面對主體性缺失的抽象化了的利益表達,權威決策者對利益表達內容的環境條件及其真實性無從把握,網民與公民兩個身份之間在此形成了對立關系。

        網民的公民身份隱匿與網絡技術發展歷程相關。首先,自網絡興起之時,匿名就被作為網絡隱含的技術設定保留下來。作為信息技術產物的網絡,并不需要以具體個人的社會身份作為其發展前提。網絡身份及其權限不過是網絡的特定功能而已,既非充分條件亦非必要條件,各類網絡主體可自行設計身份權限功能。

        其次,網絡具有不同的真實空間屬性和層次,不同的組織主體都參與網絡建設并接入互通。眾多的次級網絡由政府、商業公司和其他組織實體按照各自角色搭建而成,網絡上的不同利益表達空間和平臺也由不同主體興建,基于用戶隱私權保護,網站、論壇、群等空間往往主張使用者注冊虛擬用戶名稱,以避免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糾纏在一起,由此導致公民身份在網絡上虛名化為多個網絡虛擬身份。

        第三,各個網絡表達渠道在確認用戶身份時采取的是技術化認證,而非權威化認證,這樣用戶可以輕易隱匿其真實身份。技術化身份認證方式是采用填寫姓名、身份證號、驗證碼等具體信息項來獲得網絡用戶身份,其目的主要是確認使用者是現實的人而非自動化程序。網民可以輕易地繞過這種技術認證,隱匿自己的真實身份。即使近年來加大了網絡實名制的執行力度,如在用戶注冊時要求綁定手機號等,但用戶仍可通過購買、借用多個手機卡等方式來隱藏真實身份。相反,在真實空間中,很容易通過公民的特定社會關系確認其身份。此外,網絡技術資源的有限性、網絡規制的不完善性,也為網民隱匿真實身份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環境條件。

        網民在隱匿真實身份的情況下,也就同步失去了社會關系和政府規制的約束,跟風化表達、虛假化表達和暴力化表達沖擊著理性的利益表達秩序,導致基于真實身份和真實社會聯系的道德責任、法律責任的弱化,進而呈現為基于公民身份法律責任的弱化。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缺失真實身份的網絡利益表達處于非道德、非法律的無序“自然狀態”中。一方面,失去真實身份的網絡利益表達往往以私利至上代替義利平衡。公民是自然人與社會人的統一,具有“經濟人”與“道德人”的雙重規定性,而公民責任既具有現實的功利性,也具有“超功利性”。⑤相當一部分非理性的網絡利益表達者不顧事實真相、不管違法侵權與否,為了追求網絡情緒宣泄而陷入極端“經濟人”角色。而利益表達則是朝向公民與國家關系協調的,如果不能理性地擺脫絕對私利,很難成為“政治人”和實質公民。另一方面,網絡利益表達又往往以感性表達代替理性表達。網絡利益表達中的情緒化語言經常為了使輿論快速聚集成風潮,以施加壓力的方式逼迫權威主體“服軟”,常使得網絡利益表達跳過審慎思考、對話辯論等理性過程。

        (二)輿論的非理性化增加共意提煉的難度

        網民的虛擬身份對非理性言論的放大作用,最終會影響到作為被表達對象的權威機構及其行為。處于“自然狀態”的網絡輿論,有時還存在著通過施加類似“電涌”的過載壓力,來迫使政府做出非理性決策,以迎合洶涌輿論的要求。一方面,在缺乏理性約束、審慎心態和特定過濾機制的情況下,網絡利益表達內容會產生明顯副作用。輸入政治系統的非理性利益需求在數量上膨脹,就會造成真實需求與虛假需求混雜,真實需求難以直觀、快速地被辨別提煉出來。同時,消極的批判否定占據話語的主導地位,輸入政治系統的有效支持就會不足。政府不出來發聲,無助于糾偏和消除虛假信息,政府出來發聲,又常成為眾矢之的,導致政府權威和公信力在網絡空間中面臨兩難選擇。這種非理性化利益表達輿論在數量上的增長和性質上的變化,給政治系統的“守關”能力造成壓力。在網絡“噪音”過大的情況下,容易形成網絡輿情事件,造成政府情勢預判失誤,既阻礙了真實民意和利益表達聲音有效輸入到政治系統中,也可能使得政府在洶涌輿論面前被裹挾,被迫采取民粹化應對策略。

        圖1 輿論向公意轉化的路徑

        另一方面,理性、科學和完整的網絡利益表達實現過程應為“網絡輿論→眾意→共意→公意(公共決策)”(圖1),即公民利益表達輸入政治系統后,政治系統要以其結構機制、文化機制先后實現歸類定向、合并定性,分別實現輿論向眾意的轉化和眾意向共意的轉化,最后再經權威程序和表決機制輸出為公共政策,最終實現共意轉化為公意。當前,不同的政府組織針對輿論所引發的危機被動決策的數量不斷增長,其實現路徑變成“網絡輿論→公共決策”。顯然,這一被過度簡約的路徑,丟失了從輿論轉化為共意的關鍵環節,易導致(1)政府始終疲于應付海量輿論中的負能量熱點;(2)由于缺乏歸類和合并機制導致政治系統輸出的法制化水平較低,針對具體問題的政策多、立法少;(3)政府對網絡輿論易產生應激性反應,進而采取封堵、限制、過濾等硬性反制措施,雖暫時可以壓制住網絡輿論沖突的進一步尖銳化,但對解決問題助益不多。

        三、為網民身份增信與共意提取

        當前網絡利益表達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由網民的虛擬身份前提下的網絡利益表達缺乏審慎性造成。這就要求政府等權威機構開展有效網絡治理,通過增信方式將網民轉化為網絡公民,強化利益綜合機制的關鍵環節,實現網絡利益表達秩序的理性化。

        (一)建立可信的網絡公民身份

        要使網絡利益表達主體基于政治、法律、道德責任進行理性的利益表達,就要使利益表達者基于真實公民身份來表達,就要在公民真實身份與網民數字身份之間建立實質性、對位性的聯系,通過對公民的虛擬身份進行認證,構建網民遵從公民倫理和法律規范的有效機制。在當前現實網絡場景中,對網民身份的認證主要采用權威化認證和網絡化認證兩類方式。

        權威化認證是指通過政府或其他組織對具體個人進行的具有普遍公信力的認證,分為實名與虛名兩種形式。實名是通過居民身份證、戶籍、學籍、征信等權威化認證后與具體個人姓名一致的身份;虛名是通過官方權威化認證后與具體個人姓名不一致的身份,包括筆名、藝名、化名等類型。網絡化認證則是指通過網絡登記注冊獲得網絡平臺主體同意使用有關網絡功能的認證,分為真名和假名兩種形式。真名是與其真實社會生活中使用一致的名字,一般來說是與具體個人真實姓名相一致的,但很多不是正式姓名的名字,如小名、乳名、諢名等,也是真實名字;假名則是無法與真實社會生活中的身份相對應的名字,很多情況下,使用這類名字的目的就在于掩蓋真實身份,網絡中“馬甲”即屬此類。有關這兩類視角的具體認證方式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見圖2),可以從三個層次來討論:

        圖2 網絡身份認證的四種形式及其關系

        第一層次,僅進行網絡化認證的網民數字身份的可信度是較低的,分為假名制和真名制兩種。從發生學角度說,網絡化認證的假名制是伴隨網絡誕生的。在早期互聯網接入和使用過程中,對網絡用戶身份的確認基本上是基于IP地址的物理機器身份,而不是使用者的自然人身份。后來的網絡應用中使用自動化程序注冊的大量“馬甲”“水軍”,亦屬此類。真名制則是指未獲得政府權威化認證,但得到網絡化認證的數字身份。真名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將真實自然人和自動化程序區別開來,屏蔽后者。在注冊時,真名制要求用戶填寫真實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邀請碼、動態碼、圖文比對等來篩出偽裝的自動化程序。

        過于簡單的假名制完全難以確認網絡用戶的真實身份,因此很難用行業規則、道德、法律等規范用戶言論。真名制則由于各級各類網絡應用采用不同的認證方法來確認用戶身份,存在著認證標準不統一、用戶信息共享性差、認證重復等問題,而且網絡應用提供商大量獲取用戶身份信息,也不利于用戶隱私的保護。

        第二層次,在網絡化認證基礎上又經過政府等權威化認證,其兩種主要形式是實名真名制和實名假名制。實名真名制是指同時獲得權威化認證和網絡化認證兩種方式認證,具體個人的網絡數字身份與政府確認的現實公民身份完全一致。在網絡空間中,包括黨政群團在內各類政府機構、經濟機構、社會機構均經過實名論證,目前已實現的實名真名制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電子政務平臺中的用戶注冊,要求直接以身份證上的姓名綁定注冊用戶名,拒絕用戶使用虛名和假名,這些系統基本上都直接調用了公安系統掌握的公民信息數據庫,如公民在線納稅、各類證照在線申領。實名假名制是指網民的身份雖經網絡化認證和權威化認證,但具體個人所使用的網絡數字名字與其真實姓名是不同的。目前,用戶在眾多網絡平臺注冊時,這些平臺都為用戶注冊提供自由命名外的實名認證機會,例如新浪微博加“V”要進行實名認證、微信實名注冊等。

        實名真名制是網絡利益表達主體可信身份的直接體現,通過政府和網絡平臺對用戶身份進行有效確認,使網民約束自我言行,同時便于監管和追溯。而實名假名制較適合應用到具有一定公共性、公開性和非排他性的話題和事務。兩者相比,顯然實名真名制更適用于表達具體繁復的利益問題。因此,為鼓勵公民進行合法的、良性的網絡利益表達,應切實推動實名假名制向實名真名制轉化,這是消除網絡利益表達混亂失序狀態的治本之策。

        第三層次,還存在經由權威化認證和網絡化認證但與真實身份并不一致的情況,其兩種主要形式是虛名真名制和虛名假名制。所謂虛名真名制,是指經過權威化認證的虛名與其網絡數字身份一致。經過權威化認證的虛名畢竟是極少數,筆名、藝名等虛名本為宣傳使用,這些人如在其網絡數字身份上仍使用這些虛名,可算作虛名真名。此外,還存在著出于特定目的(如國家安全、安全保衛、情報信息工作)或針對特定身份主體進行權威化認證的虛名,以保證有關人員的安全或工作便利。所謂虛名假名制,是指承擔特定網絡工作職務而設計的假名,這些假名包括職務稱謂等,如系統管理員、版主等,網絡公司等平臺組織知曉其真實身份。

        顯然,不同認證形式對不同網絡數字身份會有不同的影響。為了消除降低當前網絡利益表達輿論的沖突,杜絕完全無法確認網民真實身份的假名制,降低標準不一、用戶隱私信息安全水平低的真名制,推動政府權威化認證的網絡數字身份是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向。其中,在特定范圍具有一定公眾性的領域實行實名假名制,構建以實名真名制為基礎具有清晰的利益目標期望、完整的利益狀況描述、充分的利益意愿溝通、切實的利益矛盾解決的網絡利益表達,是理性網絡利益表達得以實現的根本途徑。

        (二)構建適應共意提取的利益綜合機制

        網絡利益表達具有“沉默的螺旋”效應,權威官方為應付輿論“爭端”、平息騷動,經常會快速輸出“應激”反應。在這樣的“刺激—反應”互動模式中,輿論并未得到提煉,完整、長效的利益綜合過程并未建立。為實現網絡利益表達過程的理性化,就需要構建提取利益表達的利益綜合機制鏈條。

        1.輿論到眾意:歸類機制

        目前在政務網站和官方權威媒介平臺上,一定程度上已經開創了將輿論歸類為眾意的方法,即官方網絡媒體在提供利益表達通道時,通過將議題分類設置欄目的方式,引導網絡利益表達的初步精準化。例如,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從2016年兩會開始舉辦的“我向總理說句話”網民建言征集活動,設置了教育、醫療、就業等20個類別,并在每個一級類別之下進一步細分了具體的議題。⑥中國政府官方網站還設置了專門的“互動”頻道,以方便公民進行網絡利益表達。從2014年7月起,該網站按月統計公布相關留言情況,留言數量分布情況按照類別進行統計,并同步公布建言內容分布前10位情況。⑦將公民利益表達內容進行歸類,政務網站和官方媒介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相對而言,在非官方網絡平臺上實現對輿論的分類則更具復雜性。如果網絡利益表達不能被有效歸類,就會一直作為泛化輿論而存在。

        具體而言,當前存在著的大量未經提煉為眾意的輿論領域應進行“去偽存真”。通過采用核實、比校、驗證等綜合方法,辨清信息的真假。網絡利益表達渠道組織要與網信等部門協作,加大對謠言等虛假信息的治理,增強政府的回應性、加大權威性真實信息的輸入,減少輸入信息噪音、降低失真度。同時,還要采取多種解決方案擴展歸類為眾意的進程。其一,傳統的制度化利益表達機構,如各級人大、政協等,應擴展網絡化范圍并設立專門的網絡輿情分析部門,使用專業化的輿論分揀信息系統,針對輿論歸類提煉改造職能體系進行改造。這些機構的官方網站應與政府官方網站區別開來,為網絡公民提供利益表達的入口及客戶端,并具備信息聚類功能,改變當前只在網絡上提供新聞等進行工作展示窗口的定位。其二,仍有必要開發深度應用的輿論歸類網絡信息技術,如建立大數據解決方案,通過與搜索引擎、平臺公司開展合作,在確保用戶合法權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依法對網絡用戶言論展開分析,通過關鍵詞、事件主題等進行技術性歸類。通過采取類似戰略,將當前的被動的輿情管控轉向主動的輿論管理。

        2.眾意到共意:合并機制

        輿論歸類形成的眾意僅是明確了利益表達內容的真假、范圍以及利益訴求的指向性。這些利益表達意見中,包含著人們對同一問題相同和不相同的看法、對利益實現結果相同和不同的祈愿,并不能真實準確反映人們利益的構成、實現環節和對特定結果的期望等,由此必須在眾意基礎上,進一步提煉為不同甚至對立的共意,對其結構和大小進行比較評估。

        眾意轉化為共意的基本方法是“求同存異”。其一,可以綜合采用職能相關、利益相關、問題相關、主體相關、地域相關等多重關鍵詞的語義分析方法,從眾多個別的利益表達內容中,提取針對特定焦點問題的共同意見和沖突意見。其二,也可以綜合采用疏解緩和社會負面情緒、拓展公民媒介使用權以避免網民選擇性接觸導致的意見偏向、設置議題并進行深度討論和對話、培養意見領袖等方式引領輿論走向,辨明問題關鍵,關注公共利益,達成理性共識。通過這些機制和方法,既可以獲得真實的共意,也可以了解不同甚至對立意見中的邏輯沖突,同時也可以對輸入政治系統中的共意信息實現減量化,有利于達成利益表達的需求與政治系統處理能力之間的平衡。

        3.共意到公意:表決機制

        雖然共意反映的是一般化或者說不同的一致性利益取向,但它們所代表公民的范圍存在著寬窄之分、所賴以實現的資源條件存在著現實與否、所待以解決的時間存在松緊之別等等。公意即公共意志,具有利益整體性和一般性,是公共意志的基礎,是公共權力得以行使的唯一依憑。比較而言,共意是局部的,到底哪個共意或多個共意的綜合可以轉變為公意,則需要通過政治系統的輸出才能轉變為國家決策、法律制度和政府行為。這就是說,在現代政治原則下,須經過民主集中的決策機制,公意才能具備相應的合法性。在共意得到提取的情況下,仍可以在網絡上公開,讓網絡公民通過在線投票來表達對不同共意的支持度,通過比較不同的支持力度和水平,選擇相應的共意作為黨委、人大等權威決策機構設立議題的依據。

        四 結論

        人類社會自進入工業社會以后,所使用的生產原料、所生產的產品種類和生產方法得到極大擴展,由此形成了眾多的產業行業和復雜的社會結構,這就需要將不同個人和群體的利益,輸入到政治系統中以形成公共意志。為此,諸如政黨政治、代議制、選舉制等上層建筑建立起來,以適應社會利益表達和公共利益的實現。網絡信息科技的出現,為公民利益表達進行了巨大的賦能,然而由于既有理性化利益表達體系和制度未能及時有效移植到網絡空間,致使網絡利益表達出現了各種緊張沖突現象,這不僅造成網絡空間利益表達失序的困境,也反過來影響著現實社會既有的利益表達秩序。

        網絡信息技術為社會利益表達賦能后,網絡虛擬空間出現的網絡利益表達的內在矛盾主要有兩個:(1)網絡利益表達的爆炸性效應與政府治理網絡機制的超載性之間的矛盾;(2)網絡利益表達身份及行為的低責任性所造成的網絡輿論真假不分、噪音雜音程度較高與網絡利益表達從輿論到眾意、共意、公意多個環節的深度提煉之間的矛盾,它們構成了當前網絡治理亟待解決的核心矛盾。

        為此,一方面有必要通過政府等權威機構為網民數字身份增信,將廣大網民有效轉化為網絡公民,降低輿論冗余總量,減少政府等權威機構的輸入載荷;另一方面,通過擴展權威化網絡媒介渠道的范圍和深度,提高理性化利益表達的比例,采用多種信息技術對輿論進行辨別提取,深加工為眾意、共意等高濃度的意志形式,通過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對其中存在的利益沖突加以有效解決,從而形成線上與線下、民眾和政府、普通觀點和公共意志之間多維度的穩定和諧秩序,推動網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①裴哲、孫卓華:《公民利益訴求新機制:“互聯網+信訪”的發展邏輯》,《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②陳云松:《互聯網使用是否擴大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基于CGSS2006的工具變量分析》,《社會》2013年第5期;王建武:《互聯網使用對非制度化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基于2013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CSS)的實證分析》,《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2期。

        ③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42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8年,第22-24頁。

        ④陳云松:《互聯網使用是否擴大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基于CGSS2006的工具變量分析》,《社會》2013年第5期。

        ⑤甘永宗:《公民責任:動因分歧與協調》,《思想理論教育》2012年第19期。

        ⑥《我向總理說句話》,2018年3月3日,中國政府網,https://liuyan.www.gov.cn/html/form/2018wxzlsjh.html,2019年2月14日。

        ⑦《我向總理說句話 知民愿 留言回復統計》,2018年3月18日,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hudong/lkq_lytj.htm,2019年2月26日。

      作者簡介

      姓名:高鵬程 張恩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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