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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民主:優勢、挑戰與對策
      2020年01月19日 09:25 來源:《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作者:楊光斌 喬哲青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楊光斌(1963- ),男,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博士,國際關系學院院長,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工程首席專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09),入選全國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2016),研究方向為比較政治和政治學理論。北京 100872;喬哲青,西華大學。四川 成都 610039

        內容提要:體現黨性和人民性統一性的人民民主,在世界政治中彰顯了其強大的治理能力的優勢。但是,人民民主面臨的挑戰也不容忽視,既有因話語權缺失而承受的國際思潮的壓力,更有來自內部的黨性、官僚主義、社會結構、民主形式不足等制度性挑戰。所以,維護人民民主的根本之道首先還是在全面從嚴治黨中抓住“關鍵少數”的環節,在結構性改革中去除那些危害民生的制度安排,在完善民主形式中堅持黨的領導,并基于中國政治發展而建構自主性民主話語權。

        關 鍵 詞:人民民主/話語權/黨性與人民性/官僚主義/利益集團  people's democracy/discourse power/the Party spirit and people's character/bureaucracy/interest group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以建設‘公正社會’為導向的全面深化改革研究”(15ZDC003)。

        嚴格說來,能夠稱得上民主政體類型的只有自由主義民主和人民民主。在自由主義民主那里,自由主義是民主之錨,就是說民主是實現自由主義的財產權和個人權利的機制,其實現機制是代議制。在人民民主這里,人民是民主之錨,但是沒有組織起來的人民不過是原子化個體,毫無力量可言,因此,實現人民民主的關鍵是能夠代表人民性的政黨,其實現機制是民主集中制。黨性與人民性的一致性,是人民民主能夠得以保證的關鍵所在。

        在民主史上,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100年,以人民民主為宗旨的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政治中占有絕對道德高地的優勢,自由民主處于守勢,因此,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美國舉全國政治學之力論證美國的民主性。到20世紀80年代,在理論上完成建構的自由主義民主開始轉守為攻,并通過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肢解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人民民主一度處于守勢,只有以中國為代表的幾個國家在堅守著人民民主。堅守到21世紀,實行人民民主道路的中國模式被福山視為西方模式即自由主義民主的唯一可能的替代性模式。在既定的世界政治體系下,按理說支撐世界政治體系的自由主義民主應該一路凱旋,但為什么普遍性地以“無效民主”的面目出現?自由主義民主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比較政治發展,彰顯了人民民主的優勢,所以中國必須堅守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道路和國體。但是,中國共產黨人不能盲目樂觀,要有憂患意識,必須認識到人民民主所面臨的挑戰,認真思考應對之道,以穩步地邁向第二個百年。

        一、人民民主的比較優勢

        自信和自卑都來自比較。中國人過去的自卑情節,很多時候是因為觀察中國政治的視角有問題,流行的是“觀念的中國”。問題是觀念從何而來?改革開放40年了,過去一直是對西方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基本上是“拿來主義”的,我們理解世界的觀念乃至尺度主要來自西方的以自由主義民主的話語體系。以西方的尺度來觀察中國,中國似乎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中國走到今天,對外開放還要打開第二扇門,看看西方之外的世界,那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是什么樣的,比如拉丁美洲國家、非洲國家,還有亞洲的印度、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這些國家。不僅如此,即使是西方國家,也是從歷史中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其現代化進程是什么樣的?也是伴隨著治理危機,一個危機接著一個危機。從縱向的大歷史到橫向的大空間,我們稱之為“大十字思維”,這一思維可以幫助我們跳出觀念的世界,看到真正的歷史與現實,從而在比較歷史與世界政治的視野下觀察中國,得出可能完全不一樣的結論。這就是復雜性理論告訴我們的,觀察問題的層次不一樣,結論就不一樣。不得不說的是,中國人不擅長理論建構,我們用于觀察問題的理論都是人家的,但中國人不遜于歷史研究,至少我們應該發掘新的歷史知識乃至現實經驗以豐富我們的視野,而不應僅僅停留在“拿來主義”的理論上。何況,以理論對照政治現實,任何政治都需要被批判。

        比較“發現”中國。比較研究首先需確定的是可比性問題,這里既有國家規模問題,也有國家建設的歷史階段問題。全世界人口過億的國家只有12個。其中有工業化的俄羅斯、美國和日本,它們的發展歷史大家都知道,其中掠奪對其發達很重要,比如日本通過《馬關條約》掠奪了中國2.3萬億兩白銀,比其兩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還多,日本從此成為強國。其余9個國家是:亞洲的中國、印度、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非洲的尼日利亞,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通過比較研究發現了什么呢?1:8,即只有1個人民民主制度即中國,其余8個全是西式民主即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這8個國家的治理水平如何呢?它們能和中國相提并論嗎?好壞一目了然。美國一些經濟學著名學者按照制度主義的套路,提出所謂兼容性制度與榨取型制度是國家興衰的根源的論斷,宣稱貧窮國家要想富裕,只能先政治轉型即走向自由民主,并以非洲的博茨瓦納為典型,還大贊轉型后的巴西。巴西今天怎么樣了?政治惡斗不止,無罪的羅塞夫總統居然被彈劾,有犯罪嫌疑的議長還穩坐釣魚臺。博茨瓦納又是一個什么“新星”?人口200萬,高度的同質化人口即茨瓦納族;有競爭性選舉,但行政體制上則是中央集權制的;人均GDP不足7000美元。就是這樣一個彈丸小國,居然被“國際社會”處處當做典型宣傳。

        人們需要有尊嚴的生活,我們提一個法治的指標來檢驗。根據世界正義工程2011年的報告,每十萬人中的殺人犯數量,尼日利亞、巴西和墨西哥是23~25個左右,俄羅斯是9個,美國3.7個,印度是3個,中國是1個。要知道,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有所謂的憲法法院。但其作用到底是什么?很多國家的憲法法院就是政治工具,乃至政治動蕩的根源,比如泰國和巴基斯坦的憲法法院。泰國憲法法院居然判決愛泰黨總理或因上電視秀廚藝違憲,或因組閣違憲。總理沒有組閣權嗎?

        比較研究發現,中國知識界嚴重地被虛假的知識和錯誤的真理所侵擾。因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滯后性,很多人把碎片化知識乃至虛假的知識當做信仰,并把碎片化知識道德化,以為自己占據了道德高地。根據我們的民主理論研究,流行的“公民社會是民主的基礎”就是一種虛假知識,固然有托克維爾筆下的好公民社會,還有普特南筆下的好公民社會(北部意大利)與壞公民社會(南部意大利),但現實中有的公民組織如埃及的穆兄會上臺之后則大搞專制,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都產生于發達的公民組織基礎之上。所以,談公民社會這樣的“常識”,需要建立在比較政治研究的基礎知識之上。很多轉型國家黨爭產生的政府連治理的功能都沒有,別說合法性,連道德性都沒有,因為治理是政府的職業道德,不能治理的政府是無道德的。類似的虛假知識還很多,需要在研究的基礎上發現“新常識”,而不能把虛假的知識當做常識。

        “歷史終結論”[1]的發明者福山有這樣的假設:50年之后,是中國更像美國還是美國更像中國?我們可以斷定,如果中國變成了美國,即人民民主變成了自由主義民主,不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失敗,更是中國人民的失敗,世界政治就是這么殘酷。第一,二戰之后的那么多新興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因搞了自由主義民主而躋身發達國家序列;第二,第三波民主化中轉型的國家,成功者寥寥無幾,大多數或者“民主回潮”如俄羅斯、埃及等,或者國家分裂如前蘇聯、南斯拉夫、烏克蘭等,或者長期無效治理如幾乎所有的非洲國家、南亞次大陸國家和南美國家;第三,即使是發達國家,自由主義民主之黨爭民主導致的“否決型政體”也使得政府難以施政,有的發達國家甚至出現“逆發展”,比如阿根廷和希臘。自由主義民主在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無效,根本原因在于發展中國家都有殖民地歷史,國家碎片化而組織不起來,黨爭民主加劇了國家碎片化,根本談不上以國家組織力量去發展。

        所以,比較研究的“反事實法”(即中國實行了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西式民主)也論證了人民民主的發展優勢。人民民主的政治發展道路是靠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避免了很多西式民主國家的無效民主現象。習近平用6個“切實防止”[2]保證了民主的有效治理:切實防止出現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的現象;切實防止出現選舉時漫天許諾、選舉后無人過問的現象;切實防止出現黨爭紛沓、相互傾軋的現象;切實防止出現民族隔閡、民族沖突的現象;切實防止出現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現象;切實防止出現相互掣肘、內耗嚴重的現象。

        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的國家治理能力,是對發展理論的一種重大貢獻。過去的發展理論只講“好制度”“好政策”,而不講有了這些制度和政策的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依然發展不起來。其關鍵就是缺少發展能力。而我國的民主集中制則具有將制度、政策轉換為現實的一種制度能力。所以,在2015年聯合國發展峰會上,習近平主席自信地談到發展能力理論,“設立為期10年、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支持聯合國工作”[3],這無疑是中國經驗的世界性意義。

      作者簡介

      姓名:楊光斌 喬哲青 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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