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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宗室法律特權及其上下分野
      2020年01月19日 09:30 來源:《古代文明》2019年第2期 作者:梁曼容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明朝立國之初,朱元璋通過頒布《皇明祖訓》規定了明代宗室不同于平民、臣僚乃至勛戚的法律特權。明中期以后,隨著宗室人口增多,朝廷對于宗室的管控趨于嚴格。弘治、嘉靖、萬歷三朝先后頒布的《問刑條例》都載有直接約束宗室的條例,卻表明宗室一直是朝廷區別對待的群體,其法律特權與洪武時期相比有所變動而沒有發生顛覆性改變。嘉靖四十四年頒布的《宗藩條例》則顯示出,宗室法律特權的變動依據爵位高低而呈現上下分野,親王法律特權始終不變,郡王、將軍而下宗室所受法律約束增多,并呈現出被納入普遍法適用范圍的一些跡象。

        關 鍵 詞:明代/宗室/法律地位/法律特權/分野  

        項目成果:本文系2018年陜西省教育廳科研計劃重點項目“明代勛貴陜北經略研究”(項目批號:18JZ064)及2017年延安大學博士科研啟動項目“明代藩王研究”(項目批號:YDBK2017-17)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梁曼容(1983年- ),東北師范大學博士后,吉林,長春,130024;延安大學歷史系講師。 

        

        

        明代宗室基于與太祖朱元璋的血緣關系紐帶,與功臣、外戚共同構成了貴族階層,該階層與官僚和普通民眾相區別,在國家體制中一直被區別對待,扮演著特殊的角色。“靖難之役”后,宗室所處政治生態嚴峻,諸多限制宗室的政策逐漸鋪展開來,宗室所享受的經濟和法律特權也隨之發生了變動。目前,圍繞明代宗室,學界已經形成一批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政治方面集中于對分封、削藩、藩禁、靖難、叛亂等進行考察,①經濟方面多討論人口、宗祿、莊田等問題。②在理論和方法上,20世紀的研究多將宗藩定性為封建社會衰落期的落后表現或者資本主義萌芽的阻礙因素。21世紀宗藩研究的特征則多取區域、社會視角,在問題意識上體現出新意,但基本回避對明代貴族制度變遷的整體性審視。③從法律角度對明代宗室的研究總量不多,主要是考察了宗室犯罪的類型特點、司法程序、量刑原則、處罰方式等,基本上將宗室犯罪歸因于皇權體制的“特權”或“親親”傾向。④吳艷紅教授近年從嘉靖年間魯王府案件的審理記錄入手,對明代宗藩的司法管理進行梳理,揭示了明朝對犯罪宗藩分別議處的司法特征,以及明中期以后出現將宗藩納入一般司法審理程序的傾向,提供了認識宗藩法律史的新視角。⑤總體而言,已有成果均將明代宗室作為整體對象加以研究,缺少進入宗室內部對其復雜性的關照,對相關法律與司法實踐方式變動的考察不足。本文嘗試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通過對與宗室相關的法律文本的細讀,從立法精神和司法實踐角度對明代宗室法權以及貴族體制的變動情況進行討論。

        一、明初宗室法律特權的奠定

        (一)《皇明祖訓》奠定的藩王法律特權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頒布《皇明祖訓》,為后世子孫定下不易之法。諸王分封是朱元璋政治設計的重要環節,因此《皇明祖訓》中關涉藩王內容甚多,論及其不同于平民、臣僚乃至勛戚的法律特權,內與司法相關之條文如下:

        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除謀逆不赦外,其余所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并不許擅自拿問。⑥

        凡親王有過,重者,遣皇親或內官宣召。如三次不至,再遣流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親諭以所作之非,果有實跡,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間,五見天子,然后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則降為庶人,輕則當因來朝面諭其非,或遣官諭以禍福,使之自新。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到此之時,天子必是昏君,其長史司并護衛,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奸臣。都督府捕奸臣奏斬之,族滅其家。⑦

        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親者,斬。風聞王有大故,而無實跡可驗,輒以上聞者,其罪亦同。⑧

        凡庶民敢有訐王之細務,以逞奸頑者,斬,徙其家屬于邊。⑨

        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⑩

        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升轉如常選法。如或有犯,宗人府取問明白,具實聞奏,輕則量罪降等,重則黜為庶人。但明賞罰,不加刑責。(11)

        《皇明祖訓》是明前期宗室違法處罰時唯一可持的法律依據。司法過程中的緝拿權、審問權和判決權,均只屬于皇帝一人。具體而言,緝拿權,親王有過,皇帝要派遣皇親或內官宣召入京,其他任何人包括法司都不能擅自拿問,即便派去的皇親與內官也僅是皇帝的代言人;審問權,親王入京后,天子親諭,且要五次召見;判決權,親王有過,要與在外或在京諸親會議,但最終仍然要“嗣君自決”。監察權,風憲官不得隨便上奏諸王過失,否則視為離間親親。這意味著皇帝是法律上唯一可對諸王進行監察的實體,而事實上皇帝一人之力根本無法行使監察權;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有意將宗室置于朝廷監察體系之外,以凸顯宗室相對于一般臣民的獨立和超越的法律地位。與此同時,朝廷法司官員被排除在宗室司法程序之外,法司僅可舉奏,不許擅自拿問。《皇明祖訓》特別寫明大臣若“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必是奸臣,意在防止皇帝對宗室之司法權的旁落。諸王對庶民有不可撼動的法律特權,凡庶民有告訐諸王者斬首,其家屬徙邊。從量刑原則而言,諸王違法最重降為庶人,輕則戒諭即可,“雖有大罪,亦不加刑”,皇室的“親親”,直接體現為其與庶民法權相比的上下懸絕。

        朱元璋為諸王所籌劃的法律特權來自諸王與皇帝的血緣關系,體現濃重的貴族政治色彩。需要注意的是,《皇明祖訓》頒布年代較早,當時諸王人數少,將軍以下的宗室還未出現,所以在行文中,多指稱“親王”、“諸王”或者“王”,這并不妨礙這些條款后來適用于全體宗室成員。

        (二)《大明律》不適用宗室

        《大明律》是明代的刑法典,經過修訂,于《皇明祖訓》頒布后不久的洪武三十年(1397年)頒行。《皇明祖訓》是朱元璋給朱氏子孫制定的“家法”,《大明律》是明廷針對明代所有民眾的普遍法。作為普遍法的《大明律》,并無對于宗室成員犯罪的處罰條款,但其中的“八議”規定涉及宗室。“八議”是對八種人犯罪須經特別審議并享受減免刑罰特權的規定,“議親”列為其首,專門規定宗室特權,(12)凡涉及“八議”犯罪,

        實封奏聞取旨,不許擅自勾問。若奉旨推問者,開具所犯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聞,取自上裁……開具應得之罪,先奏請,令五軍都督府、四輔、諫院、刑部、監察御史、斷事官集議,議定奏聞。至死者,唯云準犯依律合死,不敢正言絞、斬,取自上裁。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13)

        根據規定,遇有宗室犯罪,法司要奏聞皇帝,不得擅自提審;獲旨允許推問,方才能開列宗室所犯罪狀及應得之罪,然后經過五軍都督府、四輔、諫院、刑部、監察御史、斷事官集體會議,議定奏聞皇上,即使其罪當誅,也得謹慎言辭,僅云“準犯依律合死”,最終交由皇帝裁決。當然,《大明律》亦載“十惡”者不用此律。所謂“十惡”為: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和內亂。(14)這就意味著,只要宗室的罪行不是直接威脅統治秩序,或者嚴重破壞倫常關系,就可以在法律上享受特別議處的對待。這樣,《大明律》中除“八議”、“應議者犯罪”與“應議者之父祖有犯”三條與宗室相關外,其他457條法律規定都不適用全體宗室成員。

        由此可知,明代宗室的法律特權在《大明律》中得到了進一步確認和強調。《大明律》對宗室的法律特權做了明文規定,除“十惡不赦”外,沒有其他任何限制和處罰條款,目的在于從程序和內容上確定“八議”人員在司法程序上的特殊性,保護宗親的司法利益,并不以規范宗親行為為目的。這進而表明,《大明律》并非宗室成員違法處罰的法律依據,宗室獨立于普遍法之外。祖制所規定的宗室法律特權,與宗室超然于普遍法之外,共同奠定了明代宗室的法律特權地位。那么,在太祖朱元璋之后,上述維護宗室法律特權的文本和制度保障,是否發生了變化,變化的程度、方式及意義如何?下文對此進行討論。

      作者簡介

      姓名:梁曼容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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