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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和研究
      2020年01月19日 15:46 來源:《現代哲學》2019年第2期 作者:張守奎 字號

      內容摘要:《共產黨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和研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史整體圖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引起學界的重視。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共產黨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和研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史整體圖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引起學界的重視。從傳播和研究進程來看,《共產黨宣言》在臺灣地區經歷了日據時期的“解放學說”、戒嚴時期的“妖魔理論”和解嚴之后的“一種理論學說”形象的改變。思想是時代的精神鏡像,臺灣地區對《共產黨宣言》認知形象的改變背后實際上折射的是時代變遷。對《共產黨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和研究史進行系統化地梳理,既有助于豐富我們對《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史的認識,也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內涵的理解,還有助于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大眾化和時代化。

        關鍵詞 :《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革命/臺灣馬克思主義

          作者簡介:張守奎,深圳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如果說《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圣經,那么《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為《宣言》)無疑是喚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并發動無產階級自覺進行人類解放運動的理論武器。回顧《宣言》發表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可以發現,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宣言》始終是喚醒與引導弱勢和被壓迫民族反抗強權壓迫和殖民統治的理論指南,更是指導世界無產階級發動武裝革命運動的行動綱領。《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及其所發揮的效用亦是如此。自1920年前后馬克思主義初次傳入臺灣地區始,①《宣言》就是島內左翼知識精英學習與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文本依據和思想載體。在日據時代,它對喚醒臺灣人民的階級意識和民族認同以及自覺反抗日殖民統治及其幫兇無疑起到極為重要的引導作用。系統梳理《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和研究史,有助于豐富我們對《宣言》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史的認識,也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內涵的理解,還有助于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大眾化和時代化。

        一、日據時期《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

        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次年《馬關條約》簽訂,臺灣被迫割讓給日本,從此開啟其長達五十余年被日本殖民統治的時代。臺灣地區人民也開始走向反對日殖民主義及其幫兇資產階級統治的艱難征程。《宣言》作為落后民族地區人民和無產階級反抗帝國主義與強權統治的理論武器,正是在此種狀況下被有日本和蘇俄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引介到臺灣。其中,連溫卿、楊逵、陳逢源和臺灣共產黨人彭華英、許乃昌和謝雪紅等,都是在臺日據時期傳播《宣言》的早期代表。他們對《宣言》引介和傳播的路徑主要有兩條:一是通過對日文版《宣言》及介紹社會主義的著作有選擇性地摘譯和思想吸收,實現《宣言》思想在臺灣地區的傳播,二是通過在上海、北京和廣州等地的臺灣學生,把五四以后在大陸廣泛傳播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漢譯本《宣言》思想,帶入臺灣。從目前的相關文獻記載來看,傳入臺灣地區的《宣言》較早的版本為日譯本、英譯本和漢譯本。其中,漢譯本在臺灣地區的最早傳播時間在1923年左右。其傳播人為當時文化協會和“馬克斯研究會”②的主要成員連溫卿。據學者考證,1923年連溫卿與山口小靜在臺北秘密成立了“馬克斯研究會”,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宗旨。鑒于日本對臺灣的嚴酷殖民統治以及臺灣欲擺脫這種被宰制狀況急需喚醒民眾的民族情感和階級意識的事實,《宣言》成為他們學習和研究的首選對象:“連溫卿首先取得漢譯本的《共產黨宣言》,意欲以此為講義;但小靜卻需要日譯本,她便寫信向山川菊榮索取”。③這為后者所證實:“文化協會的連溫卿先生拿到漢譯本的共產黨宣言。本想在成立馬克斯研究會時以此為講義,但因會內有日本人,所以也有日譯本的需要。于是山口小姐便向我索取,可是明治時代的譯本已然絕版,無法入手,便只好如此回信。”④雖然我們現在尚無法確定連溫卿所獲《宣言》漢譯本的具體情況,但依據《宣言》在中國傳播的時間推算,應該可以肯定是陳望道先生的譯本。⑤但估計受眾并不廣,這從后來楊逵和林秋梧等人主要還是依據日譯本和英譯本《宣言》學習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可以看得出來。

        就現存的日據時代臺灣地區的左翼著作而言,能夠體現《宣言》主旨精神和具體內容的,主要有1921年5月彭華英在《臺灣青年》第2卷第4號上發表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的《社會主義の概說》⑥、1923年許乃昌于《新青年》上發表的《黎明期的臺灣》(署名“沫云”)和《臺灣》上發表的《臺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署名“秀湖生”)、1926年陳逢源在《臺灣民報》上發表的與許乃昌關于“中國改造論”的爭論文章《最近之感想(一)(二)(三)》、《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1929年林秋梧發表在《南瀛佛教》第7卷第2號上的《階級斗爭與佛教》、1929年發表在《臺灣民報》上的《唯物論者所指摘的歷史上宗教所扮演的主角》和1931年發表在《臺灣新民報》上的《階級斗爭是非道德行為嗎?》,1931年7月刊行的楊逵翻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1]》以及尚無法確定翻譯和寫作年份的《戰略家列寧》和《勞動者階級的陣營》,等等。《宣言》在臺灣地區的這些早期傳播者,或者直言受惠于日本某馬克思主義者(主要是山川均、界利言和河上肇)的影響,⑦或表明直接受到中國大陸五四運動之后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潮之沖擊(如張深切、張秀哲、許乃昌和翁澤生等)。

        以陳逢源為例,他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理解主要是通過閱讀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著作的方式實現的:“我雖不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原文,然而我由這個會靠得住的河上博士苦心的譯文,和他的解釋而窺其一斑。”⑧但他對《宣言》的閱讀和把握所依據的版本應該是英譯本,這從其引用《宣言》時所附的相應英文可以看得出:“然則馬氏的中心思想果如何?只因馬氏自己的思想也有相互矛盾,有時是說進化主義,有時是說革命主義。例如他在唯物史觀與資本論的里頭,都是采取前者。反而,他與他的友人恩格爾(Engels)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的里頭,分明是采取后者吧了。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一八六七年)的序文有說過:‘……那個社會不能跳越過自然的發展階段,亦不能拿立法來排除。但能短縮或能緩和其苦惱的產期。’一面他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后的一節有說過:‘……他們(共產主義者)公開宣言他們的目的,只靠強力的顛覆一切現在的社會秩序才會達到。’(they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⑨陳逢源引用《宣言》的目的,是為了說明馬克思著作中原本就存在“進化主義”和“革命主義”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思想”,并以此闡明許乃昌倡導的列寧式的“不論資本主義成熟的程度如何”“都可以拿暴力推倒”的觀點的錯誤性。他認為,如此的結果必然只能類同于俄國,“只有政治革命的事實,卻沒有社會革命的內容。”⑩可見,其對《宣言》的關注重心是“階級斗爭”和“革命”問題。

        與陳逢源一樣,楊逵身處臺灣農民運動和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早年又有日本留學經歷,能夠切身地體會到臺灣人民所遭受的日殖民統治和封建地主階級剝削的辛苦。因此,自日本留學接觸到社會主義始,他就“有目的性地翻譯一些關于社會主義的作品。其目的在于,把翻譯活動視為啟蒙運動、社會運動的推動手段,企圖藉由農民組合的讀書會組織或是社團活動來作為介質,將翻譯的內容大力推廣出去。因應時代和社會狀況的需求,楊逵在日治時期的翻譯多半都鎖定于社會主義的翻譯”(11)。據其本人回憶,早在1924年年初到日本,他就發現那些熱衷于社會科學的學生已經認定馬克思主義將會取代資本主義。因此,受這種觀念影響,自那時起楊逵就開始閱讀《資本論》和《宣言》。(12)這也是其作品中反復提及馬克思主義作品和階級斗爭的原因。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楊逵一生的著作中表明“勞動者的被剝奪”和“階級斗爭”的重要性始終是核心主題。(13)

        與上述二人相比,同樣是活躍在20世紀20年代臺灣日據時代的僧人林秋梧,則嘗試借用《宣言》中的“階級斗爭”概念來批判當時臺灣佛教存在的“異化”與“俗化”現象的重要方法,這在其1931年發表在《臺灣新民報》上的《階級斗爭是非道德行為嗎?》一文中得到了最明確的體現。因為,正是在該文中,林秋梧引用了恩格斯為1888年英文版《宣言》(林秋梧的原文為《××黨宣言》)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話:“從前人類社會的歷史(實行土地共有制度的原始種族社會結束后的歷史)全部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也就是掠奪階級與被掠奪階級,支配階級與被壓抑階級之間的斗爭的歷史”,并以此來說明階級斗爭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事實。他還進一步指出:“階級斗爭從來就不是無產階級所創造出的,而是自從這個社會以階級社會的形式成立以來就一直有階級斗爭的存在。在過去,被支配者有如羊群一般安分地服從著支配者的命令過生活,因此即使被支配者對支配者沒有采取階級斗爭這種挑戰性的態度,支配者也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費盡心力做好斗爭的準備。宗教,即是支配者所利用的武器中最穩定,亦是最銳利的一項。這可從過去不容否認的歷史得知。如此一來,只要宗教學說屬于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即使階級斗爭被否定成立,但只要屬于一部分特權階級,階級斗爭就會得到肯定,甚至還會以參加階級斗爭為榮。因此,結果就會導向宗教家一向否定階級斗爭,但卻又其實一直參與著階級斗爭這個詭譎的結論。”(14)從其引用恩格斯為《宣言》1888年英文版所寫的序言內容來看,林秋梧所接觸到的《宣言》底本不可能是漢譯本。因為,無論是1920年陳望道的譯本,還是1930年華崗譯本,均沒有翻譯1888年英文版序言。(15)鑒于其當時引用恩格斯為《宣言》1888年英文版所寫的序言,且以日文形式(階級斗爭は非道德行為か)發表該文,我們可以推測他閱讀的《宣言》版本應該是英文本或日譯本。(16)

        此外,1928年4月臺灣共產黨成立后,為吸收黨員及提升共產主義革命意識和對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的把握,臺共曾先后多次在島內各地組成名為讀書會、茶話會等多個團體,宣講包括《宣言》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其方法則由黨員任講師或指導者,初步教材有‘資本主義的騙局’、‘勞動者的明白’、‘戰旗’等,而程度稍高者有‘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無產階級政治教程’等。”(17)在這些學習教材中,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產黨宣言》漢語全譯本于1920年已經被陳望道譯出,而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的ABC》也于1926年被譯為漢文并正式出版。(18)

        從傳播特點來看,臺灣地區這些早期《宣言》的傳播者,主要強調《宣言》中的階級分析方法和階級斗爭理論,突出無產階級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的重要性。這顯然與《宣言》的主旨內容相關,更與這些早期知識分子對臺灣地區的社會性質的判斷有關。

        一方面,《宣言》的政治目的是要喚起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并通過武裝革命的方式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從而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自由人聯合體。因此,它對階級史觀和階級斗爭尤其強調,革命和人類解放是其核心議題。另一方面,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臺殖民統治的開始,以及在臺灣推行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模式,臺灣社會面臨一個重要的“轉型期”,傳統社會結構開始解體,“傳統的自給自足的經濟,轉變成為市場取向的經濟”,(19)加之日殖民統治下的政治經濟制度化的不公平和島內地主階級及官僚資本家對普通民眾的剝奪狀況,使得當時島內先進的知識分子把臺灣社會判定為殖民地和資本主義性質的。盡管其資本主義并未充分發展,社會成員構成仍以農民為主體,無產階級尚不強大,但依傍于日本帝國主義之上而產生并與其密切勾結的官僚大資本家階級已經產生,本土資本家階級也在逐漸成長中。因此,此種狀況下,臺灣地區人民遭受雙重的壓迫,即來自外部的日殖民統治與來自民族內部的官僚資本家和本土資本家階級的盤剝。而要擺脫這雙重壓迫,就必須喚醒普通民眾和無產者的階級意識和階級自覺,而“民眾的自覺,則有賴臺灣文化的認同與普及”,進而“組織政治運動”,(20)與日殖民統治者、大資本家和本土資本家階級展開斗爭。盡管對于擺脫日殖民統治的具體實現路徑存有分歧,但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同意,臺灣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從日本人手中解放出來”(21)。由此不難理解20世紀20年代“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臺灣議會請愿運動”、“臺灣無政府主義”和“臺灣共產主義運動”的急劇興起。其中,1927年改組后左傾的新文協和1928年成立的臺灣共產黨,明確主張以階級斗爭為手段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其指導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取自《宣言》。但1931年隨著臺灣共產黨組織的徹底被取締,(22)馬克思主義和《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很長一段時間近乎中斷。

        二、戒嚴時期《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和研究

        1949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戰敗,蔣介石退守臺灣,出于與共產黨的政治立場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立考慮,蔣氏推行嚴格的黨禁和報禁政策,馬克思主義和《宣言》由此成為人們的思想禁區,只有極少數國民黨反共高官和高級知識分子出于“反共”和“批馬”需要方有機會接觸到。這種狀況下,譯文方面,1969年臺灣國際關系研究所出版的《共產黨原始資料選輯》(第一集)中就包括《共產黨宣言》(23),這是目前為止在臺灣地區見到的最早公開出版的全譯本《宣言》。(24)經對照鑒別,該譯本是直接抄襲1950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中譯本,譯文幾乎無任何改動。從出版說明來看,國民黨當局應允出版此書的目的,顯然并非為了向臺灣民眾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而是為國民黨反共高官和高級知識分子提供“反馬”和“批共”的第一手資料,并借此論證三民主義作為國民黨統治之指導思想的合法性和正確性。

        研究方面,整個戒嚴時期《宣言》在臺灣地區主要作為反共和批判馬克思主義靶子的形式出現。其中,趙蘭坪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臺北:正中書局,1953)、羅時實的《馬克思主義之批判》(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5)、尹慶耀的《歷史寫下了答案:共產黨宣言一二○年》(臺北:中華民國國際關系研究所,1968)、葉青(任卓宣)的《階級斗爭論批判》(臺北:帕米爾書店,1952)、《共產主義批判》(臺北:帕米爾書店,1952)、《三民主義底比較研究》(臺北:帕米爾書店,1953)、《馬克思主義批判》(臺北:帕米爾書店,1974)、黃天健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58初版,1974再版)、黃啟文的《國民黨宣言與共產黨宣言比較研究》(臺南市:國父遺教研究會,1980)、俞諧(俞方柏)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81)、嚴靈峰的《歷史對馬列主義的考驗》(載安洛出版公司,1981)、謝信堯的《〈共產主義者宣言〉所謂“十大綱領”之研究》(《復興崗學報》1981第26期)、吳玉山的《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和愛爾福特綱領批判之比較》(《東亞季刊》,1981)、洪鐮德的《馬克思與社會學》(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趙雅博的《改變近代世界的三位思想家——馬克斯、尼采、弗洛伊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等論著中都曾涉及探討《共產黨宣言》中的內容。

        從研究的具體內容看,戒嚴時期臺灣地區對《宣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批判其“階級斗爭”、“共產主義”觀念和“十大綱領”等方面。其中,葉青對《宣言》中“共產主義”的相關主題,如“思想淵源”、“經濟基礎”、“階級斗爭”、“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斗爭策略”和“民族政策”等問題,進行了集中的分析和批判。他認為,《宣言》中闡述的共產主義不同于其它共產主義之處“在于方法”。換言之,馬、恩給共產主義提出了一套系統性的方法論證,即“階級斗爭、社會革命(武力革命)、國際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但他認為這些方法,無論怎么“都是錯誤的”。(25)其理由如下:

        首先,就“階級斗爭”來說,馬克思所敘述的階級斗爭“只是事實底一面,并非事實底全面”。事實的另一面不是階級斗爭,而是“階級互助”。“很明白,資本主義不是單有資產階級或資本家就成功的,也不是單有無產階級或工人就成功的,而是兩個階級都不可少。這就表明兩個階級有一種連帶關系存在了。它們相互為用,相互協助。”(26)但“馬克思只注意斗爭,并加以系統的敘述。于是斗爭就變成經常的和本質的了。其實,這是片面之見,一偏之見。”(27)其次,就《宣言》中的“民族政策”和“國際主義”精神來看,馬克思是主張共產黨是國際主義的,并呼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以及主張“無產階級的共同行動,是他們獲得解放的一個主要條件”。馬克思的這種主張,事實上是從經濟的和階級的層面說明共產黨的國際主義。但“經濟不是國際主義底唯一來源,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也可成為國際主義底來源”(28)。至于民族主義,盡管《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但事實上對民族和國家來說“無產階級也是需要的”。“馬克思忽視了工人所接受宣言的道理。他否認民族,否認工人與資產階級同一民族的事實,否認他們底共同利益,皆屬不當。這是一種反科學的態度。根據客觀事實底研究,無產階級是民族一部份,當然需要民族主義。如果作為階級底一種來看,那也是需要民族主義的。這一點,就是馬克思也不能否認”(29)。總之,“從前面說的種種來看,國際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也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也是無產階級的了。國際主義沒有階級性,民族主義也沒有階級性。馬克思把國際主義配給無產階級,把民族主義配給資產階級,是錯誤的。”(30)再次,馬克思《宣言》中關于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見解也是錯誤的。其原因在于,他混淆了思想與事實、理想和行為之間的根本區別。“馬克思對于未來社會的見解,都屬于推論方面。雖然推論有事實根據;但是推論所得是結論,卻非事實,而為思想。所以馬克思對于未來社會的見解,就是他對于未來社會的理想。然而他不看作理想,反說了輕視理想的話。”(31)馬克思以為《宣言》中建構的共產主義理論是一種“科學”,不是單純的“理想”、“形而上學抽象”或“烏托邦”。但實際上,“共產主義既是主義,便是一種邏輯、能一貫、成系統的思想。這就不是科學了。科學中沒有這樣的思想。這樣的思想是由推理或推論來的。”因此,“共產主義,不能成為科學。它只可以有科學性。”(32)葉青對“共產主義”的歪曲性認知顯然有政治目的,即通過曲解和貶低“共產主義”的方式來抬高“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無論在哲學基礎、科學基礎、主義本身及斗爭策略等方面,處處均不及三民主義,而處于劣勢。”(33)

        可見,葉青對《宣言》的分析和批判,帶有典型的國共對立時代的特征和濃厚的意識形態偏見。不論是他以“階級互助”指責“階級斗爭”的“錯誤”,還是對《宣言》中“工人沒有祖國”和“國際主義”的理解,抑或對共產主義“不是科學”而是“烏托邦”的指認,其背后隱含的政治意圖和意識形態偏見都顯而易見:替國民黨當局在臺統治的合法性辯護,替三民主義指導思想的正當性做論證。基于此種偏見和政治意圖考慮之上,他對《宣言》內容的分析和批判,很顯然只能是一種純粹的“意識形態謬論”,而無太多的學術性和科學性可言。

        與葉青純粹出于“反馬”和“批共”研究《宣言》相比,黃天健的研究盡管也在這種基調下進行,但他在認定《宣言》發表是馬克思主義誕生之標志的基礎上,首先對其發表過程和整體結構做了介紹性說明。他指出:“《共產主義者宣言》發表于一八四八年二月,在倫敦以德文印行,當法國二月革命爆發以前數日內分送到同盟的各支部。其內容系兩人共同商議的結果,而其最后形式,則是馬克思所決定的。”而至于其整體結構,《宣言》“開始即以驚人的形式出現:‘有一個妖魔正在歐洲徘徊著——這個妖魔就是共產主義’。結語也是無比的鋒利:‘讓各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的面前去發抖吧!在這里,無產者除了鎖鏈以外,再沒有可失的東西,而他們所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至全部內容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章是肯定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第二章宣布共黨的政策,提出綱領十條,主張消滅生產手段的私有和樹立共有權;第三章是辱罵各別社會主義的流派,認為那些是反動、保守以及空想的;第四章則為各反對黨派所采取的態度,說要與他們聯合以推翻現制度。”(34)其次,他對《宣言》中的“階級斗爭論”、“革命理論和策略”、“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和“國家消亡論”等主題進行了較為詳細地探討。(35)并總結性地認為:“這一宣言,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的結論,也是一個歷史的預言。亦即馬、恩兩人專斷的見解,同時也是他倆全部政治的以及社會的煽動計劃。”(36)由這種帶有意識形態偏見的認知去把握《宣言》,落腳到“共產主義”上,必定把其指認為無法實現的烏托邦:一般說來,“整個的宣言除了痛罵布爾喬亞制度以外,則并沒有什么。即使說布爾喬亞真正是罪惡的,但這也不能證明所到來的一定是社會主義呢?即使說社會主義真的能到來,但它是否絕對優于資本主義呢?也沒有給人以明白肯定的答復。它所給予人們的,只是一個‘迷糊的憧憬’,一個‘海上的蜃樓’!”(37)

        與葉青和黃天健相比,戒嚴時期洪鐮德盡管沒有發表集中研究《宣言》內容的成果,但他借鑒西方馬克思學方法所寫就的《馬克思與社會學》一書中涉及《宣言》的論述則顯得較為規范化和學術化。比如,在論及馬克思“未來的共產主義”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共同體時,他引用《宣言》中的那句著名的話作為結論,即“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38)而在談到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時,他不僅根據《宣言》的論述指出“一部人類史無異為階級斗爭史”,還指出,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變遷的“主力”,也是導致現代社會轉型的有力武器。階級斗爭深入階級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且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因此,不探討階級斗爭就“無法了解階級社會的本質”,也無法了解階級社會中宗教、意識、科學和哲學等方面的發展。在階級斗爭的諸多形式中,“首推政治斗爭最為重要”。因為,政治斗爭是為了國家領導權的爭取所展開的斗爭,“是故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稱:‘每一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39)當然,他對包括《宣言》中階級論述在內的馬克思階級理論的批評存在諸多錯誤之處。比如,他認為馬克思“太重視階級、以及階級斗爭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從而忽視了社會上人群其他結合的方式,也疏忽了這些團體對歷史變化所起的作用”(40);隨著后來資本主義社會現實階級結構的變化和“新階級”的出現,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對于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是無效的。因此,“馬克思把現代社會分析為兩個主要階級是不適當的”,其階級理論“只能視為十九世紀逾時的社會觀點,而無法作為二十世紀現代社會的分析工具”。(41)但事實上,馬克思不僅重視階級和階級斗爭,還重視包括“團結”和“愛”在內的人類社會的其它結合方式;其階級理論雖然是十九世紀的產物,但在階級和階級對立仍然存在的二十世紀以及當代社會,顯然仍具有其它社會科學理論無法替代的解釋效力。

        三、解嚴之后《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和研究

        1987年解嚴前后,由于國民黨的意識形態管控相對放寬,馬克思主義研究在臺灣地區逐漸不再是禁忌,民間與學界也開始通過引進“西馬”、“新馬”和“后馬”思潮的方式,釋放在戒嚴時期思想自由和言論自主長期受到壓抑的不滿情緒。在這種狀況下,《宣言》在臺灣地區一方面開始逐漸擺脫戒嚴時期的“反馬”和“批共”的“研究”模式,走向較為學術化和中立化的研究道路,另一方面其研究主題開始從“革命”、“階級斗爭”轉向重點關注“自由”、“解放”和“全球化”。解嚴初期,一方面受“西馬”、“新馬”思潮盛行的推動,以及《巴黎手稿》的思想史效應引起島內學者的關注,臺灣地區該時期對《宣言》研究的特點主要表現為,借助“西馬”和“新馬”思想資源和研究方法,把《宣言》中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主題與《巴黎手稿》中的“異化論”批判緊密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借助此種闡釋路徑表明人們對自由的迫切期望,并企圖為島內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改革制造輿論氛圍。

        在此狀況下,1998年適逢《宣言》發表150周年紀年,世界各國左翼學者紛紛發表紀念文章。臺灣島內也不例外。正是在這一年四月,《當代》雜志第128期(復刊第四期)刊發了紀念“《共產黨宣言》150年專輯”。該專輯不僅刊發了《宣言》的全文譯文,而且還發表了李永熾的《邁向〈共產黨宣言〉》、黃瑞祺的《〈共產黨宣言〉與現代性》、孫善豪的《幽靈與精神》、張旺山的《韋伯論〈共產黨宣言〉》、姚朝森的《正義的條件》和周樑楷的《永遠的死對頭》六篇紀念文稿。而其刊發的《宣言》譯文,經核對,基本上是采用中央編譯局1958年的第一次譯文,但有幾十處修改,也算是一個新的校譯本。該譯文總的看來是把口頭語較多地修改為書面語。例如把“同它”改為“與之”,把“把它”改為“將之”,把“前后”改為“前夕”。(42)此外,黃瑞祺主編的《馬克思論方法》(臺北:巨流圖書出版公司,1994)、《馬克思論現代性》(臺北:巨流圖書出版公司,1997)以及國立政治大學孫善豪博士編譯的《馬克思作品選讀:第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臺北:誠品書店,1999)均收入了《宣言》漢譯文的部分內容。其中,前者依據的是大陸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5卷中的《宣言》譯文,后二者依據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二版(1995年)第1卷中的《宣言》譯文。

        研究方面,除了《當代》雜志刊發的紀念“《共產黨宣言》一百五十年專輯”的六篇紀念文稿外,李英明教授的《馬克思的社會沖突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0)、陳自現的《〈共產黨宣言〉研究》(臺北:蘇俄問題研究社,1990)、陳墇津的《回向馬克思》(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92)、姜新立教授的《分析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理論典范的反思》(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洪鐮德教授的《馬克思》(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以及陳培雄的《共產黨宣言之研究》(《東亞季刊》,1987)等著作,對《宣言》中的“階級”、“國家”、“共產主義”、“自由”以及“全球化”理論均有所研究。其中,陳自現的《〈共產黨宣言〉研究》是臺灣地區第一部系統性研究《宣言》具體問題的專著。但由于該著是作者對其之前研究成果的匯集,時間上跨越了20世紀70-80年代,因此明顯帶有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痕跡,對《宣言》的理解和把握也存在諸多不足和錯誤之處。

        就研究的具體內容而言,李英明在當代西方社會思想史和西方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結合韋伯、盧卡奇、阿爾都塞、葛蘭西和米利班德對馬克思的相關研究成果,對《宣言》中的“階級”、“階級意識與階級沖突”、“階級與政黨的關系”、“國家自主性”等問題進行了系統性地考察與分析。他認為,從《宣言》和馬克思其它相關論述來看,“階級理論可以作為連結其唯物史觀論和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學分析的中介橋梁”,(43)并“通過具有社會學意涵的階級理論可以將歷史唯物論和對各個歷史階段的社會學分析連結起來,從而使得歷史唯物論能夠與社會的歷史發展勾連在一起,讓歷史唯物論的詮釋架構體現其現實意涵”。(44)而就具體內容來說,《宣言》及馬克思其它相關著作中所體現出來的階級理論的社會學意涵主要包括: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主要關注社會結構是如何變遷的問題,因此它主要是作為解釋社會變遷的工具而存在的;馬克思既注意到了社會階級的多樣性,又以“兩階級模型”來分析社會變遷發展的主要依據;通過回答“社會階級形成的結構性條件是什么?”這個問題,馬克思將歷史唯物論與資本主義的社會學分析結合起來,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結合起來;在階級形成上,馬克思認為階級的形成,既需要共同的階級情境或社會經濟情境,也需要組成有組織的集團參與政治沖突活動;馬克思階級形成以及沖突理論,基本上就是一套適合發展和歷史演變的理論;他所提供的既不是靜態的社會觀,也不將社會看成鐵板一塊,而是看成其內部組成因素或次級系統能平穩地發生維系社會運作功能的有機體或系統組合。(45)總之,對馬克思而言,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沖突和斗爭,必須被納入私有制和雇傭關系主導的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結構性利益沖突中去理解。由于馬克思把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利益沖突和斗爭,當作每個社會具有支配力的沖突和斗爭,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具有支配力的社會沖突和斗爭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沖突和斗爭,它們理所當然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因此采取“兩階級模式”分析社會沖突和斗爭。(46)

        作者認為,盡管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模式具有諸多優點,但并不完善。首先,馬克思在討論階級沖突時,雖然注意到了無產階級在成為自為階級時所進行的不成熟斗爭,但他主要重視的是“顯性的階級斗爭”(明顯的、公開的斗爭),而沒有注意到“隱性的或潛在的階級斗爭”(隱而不顯的斗爭)。并且,馬克思從社會階級結構分析而推出階級沖突將會直接激化的看法,帶有明顯的結構決定論色彩。其次,馬克思在論述無產階級通過沖突形成階級意識并導致革命時帶有線性思考的色彩,從而給人的感受是,“無產階級形成階級意識后就會進一步進行革命的意志和行動”。但事實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歷史顯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互動并不必然形成“階級意識”,并進而導致“階級革命”爆發。再次,馬克思也忽略了資本主義社會通過自我變革而不斷地吸納無產階級的認同,使無產階級融入資本主義社會或躋身成為資產階級行列的可能性。(47)

        從唯物史觀發生史來看,作者對《宣言》及馬克思其它著作中所體現出的“階級”理論的指責,顯然有失公允。事實上,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不只重視“顯性的階級斗爭”,還重視“隱性的階級斗爭”。至于采取哪一種階級斗爭形式,則要根據各國的制度、風俗、民情和傳統等具體情況而定。比如,馬克思不僅倡導歐洲大陸上大多數國家中無產階級應以發動武裝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晚年他與恩格斯一起還主張英美等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議會斗爭和爭取普選權等合法斗爭或“隱性的階級斗爭”方式奪取政權,從而實現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48)在階級問題上,馬克思也不是“結構決定論”者,更不是采取單一的“線性”思考模式。否則,在唯物史觀中,無產階級的主體能動性和個人自由又如何可能?在革命發生的構成要件上,除需要“物質因素”之外,人之“能動因素”又如何可能?

        與李英明注重《宣言》中“階級”理論的社會學意涵不同,洪鐮德則借鑒西方“馬克思學”方法主要考察了《宣言》的起草過程,并對馬克思恩和格斯在撰寫《宣言》的過程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大膽推測。他認為“如就文章的體裁與文字遣詞來判斷,宣言大部分的內容出于馬克思的手筆,但理念則有部分來自于恩格斯。至少恩格斯所提共產黨12點大綱被馬克思照單全收,只是被濃縮為10點。不過有關階級斗爭和普勞角色則為馬克思的本意。”(49)從總體上看,整部《宣言》內容旨在批判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壓榨和奴役的歷史事實,從而喚起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自為階級的階級意識,并自覺聯合起來發動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運動。在這個意義上,《宣言》無疑為革命運動“注入新而可怕的訊息”,但也同時“埋下社會沖突與仇恨的新種子”。原因在于,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主張博愛和團結不同,《宣言》中倡導的是“階級的敵對與斗爭”,甚至對原來已有所聯合的社會主義也持抨擊態度。在把“階級斗爭”判定為“階級對立”和“暴力革命”的基礎上,洪鐮德進而指出:“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為共產黨人武裝,也鼓勵他們造反有理,其所對抗的無他,乃是業已文明化的資本主義世界。”(50)這一論斷,盡管有部分道理,但未免有失偏頗。原因在于,《宣言》的確主張無產階級的現實生存處境決定了其將對資本家階級發動革命,但“對抗”資本家階級和資本主義世界并非目的,而只是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的必要環節和手段。

        四、21世紀以來《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與研究

        進入21世紀,臺灣地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群體越發萎縮。但《宣言》的傳播和研究在島內不僅沒有停止,相反,新世紀初葉還相繼出現了四個不同的《宣言》繁體漢譯本。這四個譯本,有的是島內學者獨自翻譯完成的,有的則是根據中央編譯局譯本改譯的,且譯文依據的底本也不盡相同。其中,2001年出版的唐諾譯本采取中英文對照形式,依據的底本是《宣言》英文版,且“有很多新譯法”(51)。比如,與中央編譯局譯本相比,它把“資產者與無產者”改譯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把“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里”改譯為“集中于國家所屬的大型工會之手”,把“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改譯為“我們將擁有一個每個人為自身自由發展、而且以之為所有人自由發展條件的聯合體”。(52)2003年啟思出版社的譯本,無署名譯者,經對照譯文,基本上可以斷定是對中央編譯局1995年譯文的改譯。(53)2004年的管中琪和黃俊龍譯本,依據的底本是《宣言》德文版,并且“譯文有不少驚奇之處”(54)。比如,把“資產者與無產者”改譯為“布爾喬亞成員與普勞分子”,把“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里”改譯為“集中在團結起來的個人手里”,把“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改譯為“共產黨人回應諸多反對派的態度”,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改譯為“全世界普勞分子,聯合起來!”。并且,該譯本還附錄了霍布斯鮑姆寫的《論共產黨宣言》一文的譯文(黃煜文譯)。(55)而2014年麥田出版社的中譯本是臺灣地區目前最新的《宣言》自主譯本,譯文依據的底本是英文版。該譯本附有林宗弘教授對《宣言》內容的導讀,譯文上也有一些新譯法。比如,把“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里”改譯為“集中于國家掌握的大型計劃經濟委員為之手”。(56)當然,譯文是否完全忠實于《宣言》精神有待商榷。此外,2014年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還出版了中共中央編譯局最新版的《宣言》譯本。(57)

        就《宣言》的研究方面,洪鐮德的《人的解放:21世紀馬克思學說新探》(臺北:揚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馬克思的烏托邦——他心目中共產主義理想下之新人類與新社會》(《臺灣國際研究季刊》,2010)、《個人與社會——馬克思人性論與社群觀的評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4)、黃瑞祺的《馬學與現代性》(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孫善豪的《馬克思理論中“共產主義”觀念的作用》(《哲學與文化》,2004)和《批判與辨證: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論文集》(臺北:唐山出版社,2009)、陳宜中的《從列寧到馬克思:論馬克思的共產思想及其與列寧的關聯性》(《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02)、鄧海南的《激憤情緒與縱容理性:〈共產黨宣言〉與〈論自由〉之比較》(《當代中國研究》,2005)、賴建誠的《為什么〈共產黨宣言〉對英國影響不大?》(《當代》2007年8月第237期)、姜新立的《解讀馬克思》(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孫中興的《馬/恩歷史唯物論的歷史與誤論》(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3)、萬毓澤的《你不知道的馬克思》(新北: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等均有涉及。

        總體上看,這一時期臺灣地區對《宣言》的譯介和研究呈現如下特點:既偏重于對《宣言》具體內容的文本學和思想史的分析,也傾向于結合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時代境遇和重大問題進行考察。比如,洪鐮德和孫善豪就是把《宣言》中的“共產主義”、“階級”、“自由”和“解放”等主題置于馬克思思想史和不同時期的文本脈絡中進行探討,萬毓澤圍繞著《宣言》具體內容的翻譯準確性問題進行了分析,黃瑞祺則結合當今人類面臨的現代性反思處境和生態危機問題,探討《宣言》中的現代性思想和生態維度,從而為《宣言》賦予現時代意義。

        就研究的具體內容而言,洪鐮德從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和“馬克思學”視角研究了《宣言》中“共產主義”的發生史和獨特性。他認為,與《巴黎手稿》主要主張通過消滅異化勞動而生成的“哲學性的共產主義”不同,《宣言》中所談論的共產主義,是以闡明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工人的解放斗爭”為主旨,“具有宣傳、煽動作用,而更為具體的如何使工人階級擺脫資產階級打壓與剝削的解放運動”。(58)這種作為解放運動的共產主義,不僅意味著階級的取消,更意味著階級敵對和階級斗爭的消失,從而使得人在無異化、無剝削狀況之下享有解放與自由。用《宣言》的原話來說就是這樣一種“自由人聯合體”,在其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由此可見,《宣言》中的共產主義相較于馬克思早期的觀點,更顯示出“務實可行的一面”,不過其理論關切和現實關懷則是一貫的,即旨在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和解放。(59)

        如果說在《宣言》的研究上洪鐮德教授偏重于思想史和馬克思學路徑,那么黃瑞祺和陳宜中則注重對其當代性的闡釋。黃瑞祺在《馬克思與現代性》一書中,嘗試從一個新的角度即現代性視角來解讀《宣言》。他認為對《宣言》的這種解讀,能夠更容易呈現它的歷史、社會和思想等不同維度,而不只是政治的面向;同時,也可借此豐富對現代性內涵的理解和把握。從這樣的視角出發,可見《宣言》不僅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性文獻,企圖喚起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以解救無產階級的貧困,乃至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問題”,同時還是一部理論作品,“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陳述階級斗爭的理念,指出人類歷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在此基礎上馬恩在《共產黨宣言》里著重分析現代社會(馬恩稱之為‘資產階級社會’或‘布爾喬亞社會’)的特征以及來龍去脈。因此《共產黨宣言》是一部分析現代性的作品。而它分析現代性主要是從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的角度出發,在馬恩看來,資產階級乃現代社會及現代世界的主角。要了解現代社會(或現代性)必須了解資產階級”。(60)依照馬克思的說法,新航路的開辟和新大陸的發現為“世界市場”的形成打下了基礎,大工業生產則真正實現或確立了世界市場。而“世界市場的建立,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創業,到處建立據點,到處建立聯系。這樣使得資產階級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階級或普遍的階級。”受資本邏輯的驅動,資產階級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甚至要“按照自己的形象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換言之,現代社會及現代世界是資產階級按照其性格創造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了解資產階級是了解現代世界或現代社會的關鍵。(61)反對資產階級統治,就是反對現代性弊端及其基本建制。當然,馬克思對現代性的反對不是采取簡單否定和拋棄的立場,而是采取“批判性繼承”的態度。“因此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工業革命所造成的生產力及其解放潛能予以肯定,而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主要是階級關系)以及工人的工作條件則加以抨擊;對資產階級的歷史角色給予高度的評價,而同時批判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對啟蒙運動的思潮有所繼承,而同時批判其隱含之烏托邦的成分以及資產階級的立場。”(62)陳宜中結合現代政黨政治發展史考察了《宣言》中“共產黨”的角色問題。他認為,“馬克思寫作于現代政黨政治才剛萌芽起步的歷史階段,所以既未能預見第二國際時代的政黨政治,更難以想象列寧的先鋒政黨、史大林式的極權統治這些二十世紀的新興事物。在《共產黨宣言》里,馬克思一方面賦予共產黨人某些積極的政治任務,另方面則強調黨與無產階級之間不存在著領導關系,因為他認為共產黨人不過是無產階級之中較有意識的一群,并未發明出任何教條、原則或意識形態,也不是本于對歷史與資本主義的科學分析,而僅被動地體現或表現出真實的歷史關系,所以稱不上是改變歷史進程的行動者。現代政黨的官僚化和民粹化傾向,以及領袖與群眾、領導與服從、黨意與民意、高層與基層之關系等等,皆非馬克思所關心的課題,但卻是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63)

        此外,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島內和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的頻繁,《宣言》漢譯翻譯的準確性問題也引起了學者的注意。萬毓澤就曾對《宣言》中的一段漢譯文進行了不同版本的比較性探討。針對《宣言》中的“當階級的差別在發展過程中已經消失,而一切生產都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里(in den hnden der assoziierten individuen konzentriert)的時候,公共權力就會失去其政治特性。……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而取代這種舊社會的,將是這樣的聯合體(Assoziation):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的自由發展的先決條件。”這段譯文,他通過比較臺灣和大陸的不同譯文后指出:“上面這段文字涉及一個重要的翻譯問題:in den hnden der assoziierten individuen konzentriert該怎么譯?先行的中共中央編譯局譯本譯為‘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里’,這是最準確的翻譯……為什么說‘最為準確’?因為連恩格斯本人參與審閱的一八八八年英譯本都譯得不好,譯成了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vast association of the whole nation。臺灣兩個根據英譯本轉譯的中譯本分別譯為‘集中于國家所屬的大型工會之手’(《共產黨宣言》,唐諾譯,臺北:城邦文化)和‘集中于國家掌握的大型計劃經濟委員會之手’(《共產黨宣言》,麥田編輯室譯,臺北:麥田)。”(64)作者認為,諸如此類的翻譯容易使讀者產生誤解,似乎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就是“國家主義”,從而把一切權力都集中在國家機關手中。雖然《宣言》有幾處論述的確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但那多半是用來挑戰既有社會體制的具體政治訴求,而非對于未來社會運作樣態的想象。“這段文字,則是在談‘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的未來社會,自然不是在提什么綱領、訴求。德文原文明白地寫‘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里’,強調的是‘聯合起來的個人’,而不是某種行政機關、委員會,更不是‘計劃經濟’的委員會。這是一段非常強調‘自由人的聯合’的表述。因此,英譯的a vast association of the whole nation是不理想的翻譯;中譯的‘國家所屬的大型工會’或‘國家掌握的大型計劃經濟委員會’則純屬錯譯。”(65)萬毓澤副教授是當今臺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生代典范,他結合德語特點和文本整體脈絡的把握,對《宣言》不同漢譯文之準確性的這種比較性研究,無論是對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宣言》的具體內容,還是把握其基本精神和當代價值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五、簡短結論

        思想是時代的精神鏡像。自20世紀初葉以來,《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和研究史,實際上折射的是時代變遷。島內知識分子和學者對《宣言》內容從最初的偶爾涉及,到有選擇性地摘譯,再到出版自主的繁體漢譯本與進行較為專題性的文本解讀,以及到21世紀展開文本與現實問題相結合的研究方式的演進,也是時代境況的反映。換言之,學者們對《宣言》的研究和接受,與特定世界歷史時期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命運密切相關,也與臺灣政治氛圍和人們要求思想自由的精神訴求及生存需要相關。從傳播和研究進程來看,《宣言》在臺灣地區先后經歷了日據時期的“解放學說”、戒嚴時期的“妖魔理論”和解嚴之后的“一種理論學說”形象的改變。日據時代,臺灣地區人們遭受日本帝國主義、本土資本家階級和島內地主階級的三重壓迫和宰制,為擺脫這種狀況而獲得生活自主,當時島內的先進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企圖以宣傳和倡導《宣言》的“階級斗爭”、“革命”和“人類解放”主題的方式,喚醒島內民眾走向反抗殖民統治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道路。這種狀況下,《宣言》是以“解放學說”和“革命理論”的形象呈現的。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和禁嚴時期,馬克思主義被視為“非我族類”的“共黨的意識形態”,官方機構之外的臺灣普通學界被嚴禁接觸這種“異端邪說”。(66)與此相應,《宣言》也主要被看作煽動和鼓吹底層民眾起來暴動的“妖魔理論”。當然,高壓政權的強壓并沒有完全阻遏住島內民眾人性中渴望自由和反抗束縛的激情。因此,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初,開始有學者嘗試通過探討和批判《宣言》中的“斗爭”、“解放”和“自由”等主題內容的方式,釋放戒嚴以來胸中沉積的壓抑感和追求自由的渴望。1987年以后,隨著解嚴時代的到來,學術氛圍相對自由寬松,兩岸互動開始頻繁,留學海外的學者歸臺,加之臺灣由于經濟急速增長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產生了諸多需要迫切解決的現實問題。這促使學界從理論和現實兩個維度探討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與途徑,各種西方思想資源相繼引入,“學術化的”新馬克思主義熱達到了高潮。這一時期,學界對《宣言》的研究,盡管仍帶有反共的痕跡,但明顯地趨于“學術性”和“中立化”。進入21世紀之后,島內和世界的全球化程度進一步提升,學者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也越發國際化,并把學術化和現實問題研究結合起來,從《宣言》中挖掘現代性和破解全球生態問題的思想資源。當然,由于其研究的問題意識和思想資源受歐美學界主流觀點影響較大,致使所取得的成果存在諸多不足。比如,研究范式和方法上過度依賴西方(如采用“馬克思學”的方法),研究內容上的片面性,等等。可見,島內對《宣言》的傳播和研究之路徑的演變,本身就是對臺灣地區現當代歷史狀況和社會現實的理論寫照。

        《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和研究史,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史整體圖景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構成大陸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有益補充,而且鑒于島內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獨特優勢(多數具有海外學術背景,外語普遍較好),還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新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豐富了漢語學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類型。但總體而言,《宣言》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和研究,高質量和系統化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現,馬克思主義研究隊伍也存在嚴重匱乏和不斷萎縮的狀況。我們期待,伴隨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危機在西方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熱,能夠帶動臺灣地區更多的青年學者加入到馬克思主義研究隊伍中來,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和世界上的繁榮與發展貢獻更多力量。

          注釋:

        ①參見《臺灣社會運動史》(第3冊?共產主義運動),王乃信等譯,臺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第1—2頁。

        ②“馬克斯研究會”這一命名為連溫卿本人所明確提到的,故凡涉及此名稱時都不以目前通用譯名“馬克思”代替“馬克斯”。

        ③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第89頁。

        ④轉引自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第89頁。

        ⑤據學者考證,在1920年代以前的日本曾發表過兩種《宣言》中譯本。其中,第一種中譯本于1907年在東京出版,由當時留日學生署名“蜀魂”翻譯。不過,該譯本是否真正出版尚無法證實。第二種中譯本于1908年在東京出版,是由當時留日學生署名“民鳴”翻譯的,譯文包括《宣言》的前引和第一章。參見高放:《〈共產黨宣言〉有23種譯本》,《光明日報》2008年10月16日版。綜合考慮,倘若1923年連溫卿所得到的《宣言》漢譯本為全譯本,則很可能就是陳望道譯本。

        ⑥原題為《社會主義の概說(上)》,但未見下篇。

        ⑦如連溫卿、陳逢源和王敏川等人。

        ⑧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1926),參見《陳逢源選集》,黃頌顯編譯,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年,第124頁。

        ⑨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1926),參見《陳逢源選集》,黃頌顯編譯,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年,第141頁。

        ⑩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1926),參見《陳逢源選集》,黃頌顯編譯,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年,第141頁。

        (11)鄧慧恩:《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9年,第39頁。

        (12)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14卷資料卷,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年,第61頁。

        (13)鄧慧恩:《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9年,第181—182頁。

        (14)轉引自嚴璋泓:《從“階級斗爭”到“現世”凈土——林秋梧批判早期臺灣佛教的方法與目的》,《存在交涉:日據時期的臺灣哲學》,第157—158頁。

        (15)1930年的華崗譯本附有《宣言》的英文全文,這是我國首次出版英文本《宣言》,采用的是恩格斯親自校閱的1888年英文版本。但只包括《1872年序言》《1883年序言》和《1890年序言》三個德文版序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并未被翻譯出版。

        (16)《臺灣新民報》是當時臺灣地區以日文形式發行和出版的左翼報刊。

        (17)《臺灣社會運動史》(第3卷,共產主義運動),王乃信等譯,臺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第215—216頁。

        (18)布哈林:《共產主義的ABC》,無署名譯者,上海:新青年社,1926年。《共產主義ABC》實際上是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于1919年寫成的通俗性理論讀物,1926年的漢譯本只譯出了該書的第一部分,即“理論部分: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滅亡”,共五章內容。該書曾被譯為多種語言,日譯本于1925年由“司法省”出版。我們目前無法判斷臺共使用的具體是該書的哪一個版本,但考慮到1928年臺共成立時的黨員構成及背景,可以判斷是日文、俄文或漢譯本的可能性比較大。

        (19)簡炯仁:《臺灣共產主義運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第154頁。

        (20)簡炯仁:《臺灣共產主義運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第42頁。

        (21)簡炯仁:《臺灣共產主義運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第44頁。

        (22)《臺灣社會運動史》(第3卷?共產主義運動),王乃信等譯,臺北:創造出版社,1989,第192—194頁。

        (23)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中華民國國際關系研究所:《共產黨原始資料選輯》(第1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69年。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宣言》漢譯本,首版于1949年,系《宣言》發表“百周年紀念版”。該譯本盡管沒有署名譯者,但據學者考證,主要是由謝唯真根據1848年《宣言》德文版并參考國內陳望道譯本、成仿吾和徐冰譯本以及博古譯本重新翻譯的。這是當時《宣言》最好的漢譯本,它不僅直接從德文原文譯出,還譯全了7篇序言,且譯文更加準確、規范和流暢。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收入的《宣言》,也是在謝唯真譯校本基礎上修訂的,且定稿人是“唯真”。1959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宣言》該版本的單行本,并一直流行到1964年5月人民出版社發行的中央編譯局譯本的單行本出版之前。

        (24)連溫卿在1923年前后就已經取得了《共產黨宣言》的漢譯本,但只有這個譯本才是在臺灣地區公開出版發行的,盡管其受眾面依然十分有限。

        (25)葉青:《馬克思主義批判》,臺北:帕米爾書店,1974年,第545頁。

        (26)葉青:《馬克思主義批判》,臺北:帕米爾書店,1974年,第509頁。

        (27)葉青:《馬克思主義批判》,臺北:帕米爾書店,1974年,第510頁。

        (28)葉青:《馬克思主義批判》,臺北:帕米爾書店,1974年,第517頁。

        (29)葉青:《馬克思主義批判》,臺北:帕米爾書店,1974年,第519頁。

        (30)葉青:《馬克思主義批判》,臺北:帕米爾書店,1974年,第520頁。

        (31)葉青:《馬克思主義批判》,臺北:帕米爾書店,1974年,第544頁。就作者的闡釋內容看,這里所謂的“理想”實際上指的是共產主義的“形而上學”或“烏托邦”面向。

        (32)葉青:《馬克思主義批判》,臺北:帕米爾書店,1974年,第545頁。

        (33)轉引自蕭行易:《揚棄馬列邪說,精研三民主義——恭賀任卓宣教授九秩嵩壽》,《復興崗學報》1969年第7期。

        (34)黃天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第106—107頁。

        (35)黃天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第五、七章。

        (36)黃天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第108頁。

        (37)黃天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第107頁。

        (3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頁。洪鐮德的引文為“代替舊的市民社會、代替它的階級與階級對立,我們將擁有一個組合體,在這個組合體中一個人自由的發展,將是其他所有的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參見洪鐮德:《馬克思與社會學》,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第165頁。

        (39)參見洪鐮德:《馬克思與社會學》,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第174頁。

        (40)參見洪鐮德:《馬克思與社會學》,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第175頁。

        (41)參見洪鐮德:《馬克思與社會學》,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第177—180頁。

        (42)參見《當代》第128期,“《共產黨宣言》一百五十年專輯”。又參見高放:《〈共產黨宣言〉有23種譯本》,《光明日報》2008年10月16日。

        (43)參見李英明:《馬克思社會沖突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0年,第9頁。

        (44)參見李英明:《馬克思社會沖突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0年,第14頁。

        (45)參見李英明:《馬克思社會沖突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0年,第9—12頁。

        (46)參見李英明:《馬克思社會沖突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0年,第159—160頁。

        (47)參見李英明:《馬克思社會沖突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0年,第163—164頁。

        (48)1871年7月3日,馬克思在一次談話中就明確指出:“在英國,工人階級面前就敞開著表現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傳能更快可靠地達到這一目的的地方,舉行起義就是不明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83頁。)1872年9月關于海牙代表大會的演說中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以便建立一個新的勞動組織……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頁。)恩格斯晚年面對革命形勢的發展,也曾明確提出“普選權……在目前是無產階級運動的最好的杠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81頁。)

        (49)洪鐮德:《馬克思》,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第105頁。

        (50)洪鐮德:《馬克思》,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第106頁。

        (51)高放:《〈共產黨宣言〉有23種譯本》,《光明日報》2008年10月16日版。

        (5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唐諾譯,臺北:臉譜文化出版社,2001年。

        (53)參見馬克斯、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臺北:啟思出版文化公司,2003年。

        (54)高放:《〈共產黨宣言〉有23種譯本》,《光明日報》2008年10月16日版。

        (55)參見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ederich Engels):《共產黨宣言》,管中琪、黃俊龍譯,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

        (56)參見卡爾,馬克斯(Karl Marx)、斐特烈?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共產黨宣言》,麥田編輯室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

        (5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央編譯局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

        (58)洪鐮德:《馬克思的烏托邦——他心目中共產主義理想下之新人類與新社會》,《臺灣國際研究季刊》2010年第6卷第1期。

        (59)洪鐮德:《馬克思的烏托邦——他心目中共產主義理想下之新人類與新社會》,《臺灣國際研究季刊》2010年第6卷第1期。

        (60)黃瑞祺《馬學與現代性》,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53頁。

        (61)黃瑞祺《馬學與現代性》,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59頁。

        (62)黃瑞祺《馬學與現代性》,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03—104頁。

        (63)陳宜中:《從列寧到馬克思:論馬克思的共產思想及其與列寧的關聯性》,《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02年第2期。說明:引文中的“史大林”即“斯大林”。

        (64)萬毓澤:《你不知道的馬克思》,新北: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87頁。

        (65)萬毓澤:《你不知道的馬克思》,新北: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87—188頁。

        (66)參見曾慶豹:《批判理論的效果歷史——法蘭克福學派在臺灣的接受史》,《哲學與文化》2010年第6期。

      作者簡介

      姓名:張守奎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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