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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文明的思想創造
      2020年01月19日 14:58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王中江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不同文明的起源和發生是一個復雜和互動的過程,整體上的觀察和解釋不排斥某種并行性事物的存在。埃及、西亞和印度等幾大古文明均孕育于大的河流之中(尼羅河、兩河和印度河),同樣,中國古文明也主要孕育于黃河流域。新近考古學的發現,確實擴大了人們認識中國古文明和文化(如長江流域)的眼光和視野,但黃河文明是中國文明的重要源頭這一說法依然能夠成立。而這一論斷,也正是黃河學獨特而重要的學科價值的集中體現。

        從黃河學的學科視野來看,黃河文明是一個非常廣義的概念,它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廣大的外延。黃河文明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的源頭,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豐富多彩。從地域分布說,黃河文明在不同地域中分別建立了河湟文化、三晉文化、關中文化、河洛文化、齊魯文化等各具特色的文化;從思想文化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形態上說,黃河文明的歷史長河先后孕育了東周百家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等;從黃河文明貫穿的主要觀念來說,天道觀、宗教信仰、認知和思維方式、倫理道德價值、社會政治和人格理想、人文精神等,整體上都屬于它的一部分,它們充分反映了中國文明和文化的古老性、不斷的創造性、再生性、整體上的豐富性和堅韌的綿延性及連續性,在不同文明的比較中特征鮮明。

        黃河文明和思想文化的起源非常久遠和古老。傳說和早期中國古文本有許多記載,許多考古新發現又提供了大量新證據。早于夏代、比傳說的五帝時期更早的文化很多就發生在黃河流域,特別是黃河中下游(如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之后的龍山文化,大致處于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從反映這些文明和文化的遺址中,人們已經可以看到古老的宗教意識和儀式。記載中顓頊的“絕地天通”意識,是為了強化宗教秩序,以消除“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國語·楚語》)的混亂。后在三代歷史中發展出的一神信仰(帝和天等)和多神信仰(自然神、祖先神),根據《禮記》的記載,顯示出含有差異性的連續發展:“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禮記·表記》)。公共性的政治倫理和理性,從傳說的五帝時期特別是堯舜下延到殷周的轉變再到周公,已經有相當的發展。天道、陰陽、五行和氣等自然哲學觀念也產生了。記載中商湯的執政官伊尹和仲虺、周初的鬻熊和姜尚以及西周末的太史史伯、伯陽父等,他們對事物和政治世界已有高明的見解。《書》《國語》和《左傳》都留下了他們的思想記憶。

        黃河文明和思想文化具有高度的創造性。經過史前文明、傳說的五帝時期和三代的長期演變、積累,在春秋戰國的大轉變中,黃河文明和思想文化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突破。這是一個最具創造性的時代。一批開明的政治家管仲、嬰晏、子產、李悝、吳起、商鞅等,既是政治革新的擔當者,又是新思想的創造者和提供者。諸侯國家競爭和需求催生了一個新的士階層。“士”的自由流動和自主選擇,使他們周游于政治和思想創造的廣大空間中。用《七略》的話說,子學的創造“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見《漢書·藝文志》)。他們都成為百家子學的創建者和重要的發展者。其創立的思想文化的豐富多樣和復雜深刻,令人驚訝。人們一定會問,黃河文明和文化從三代到春秋戰國,為什么既主要是起源于黃河流域,又主要是在黃河流域實現了偉大的創造。簡單說,這不僅是受惠于黃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空間,更因這一流域一直是中國政治的中心,人們稱為國都“政治圈”。上有傳說和記載的邦國時代的黃帝都有熊、顓頊都帝丘、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等,下有王國時代夏都陽城和斟鄩、商都亳和隞及殷、周都豐鎬、洛邑等。這正好解釋了作為政治的參與者和思想的創造者的東周士階層為什么主要出身并分布于這一廣大的地域中。

        在長期的農業文明中,黃河文明和文化具有很強的傳承性、連續性,同時在質和量上又產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黃河文明和思想文化整體上的連貫性和差異性,反映了它的包容性和競爭性。從秦漢開始的帝國文明和文化為什么也在黃河流域展開,同樣,除了它的地理條件外,同它主要是帝國的政治中心有很大關系。從秦到北宋,帝國的都城主要是在黃河中游的咸陽、西安和黃河下游的洛陽、開封。帝國雖然經歷了魏晉的分裂和南渡的東晉及南北朝,但黃河流域仍然有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性。這使得黃河文明和文化前后既表現出差異,又具有統一性和綿延不斷的連續性。

        黃河文明的思想文化、哲學、學說、觀念和信念蘊含著一系列為中國人提供動力和創造的重要精神和重要價值。如它以普遍文化價值和文明為基礎,奉行“薄來厚往”和“萬邦協和”的人類理想共同體,具有高遠的“天下主義”和“世界大同”的精神與價值;它在共同族群(炎黃子孫)、祖先信仰、慎終追遠的意識中,產生了強烈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國家保持統一的精神與價值,對民族和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一脈相承;它具有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向上精神,也具有厚德載物的包容性;它相信萬物彼此相生相依,具有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精神與價值;它以孝敬親人始,擴大到愛人、愛物,主張普遍的人類共情和愛心,具有仁愛的普遍精神與價值;它反對財富的獨占和土地集中,追求以“均貧富”(“損有余而補不足”)和“耕者有其田”為核心的經濟安排與共同生活愿望,具有強烈的正義、公正精神與價值;它相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主張順應“民意”,以德為本,行王道而治,主張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主張賢人政治和君子社會,具有強烈的人民本位精神和公共理性;它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天下使命感和責任感精神等。

        黃河文明和思想文化就像歷經滄桑而又堅韌自新的中華民族那樣,既古老又常新。它的一系列精神與價值,對當今中國的復興和再創造、對世界文化的發展都是無限的源頭活水和精神資源。

        (作者:王中江,系北京大學教授)

      作者簡介

      姓名:王中江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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