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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家法學的基本問題意識
      2020年01月19日 09:45 來源:《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1期 作者:王旭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王旭,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作為獨立知識體系的國家法學的重構應該以三個轉變作為根本方向:

        第一,價值立場上從“意識形態的國家法學”向“分配正義的國家法學”轉變。

        第二,理論任務上從“革命的國家法學”向“治理的國家法學”轉變。

        第三,方法論上從“單一方法的國家法學”向“多元方法的國家法學”轉變。

        國家法學在當代法學中的復興有深刻的中國語境。盡管隨著中國的經濟體量躍居全球第二、“強國建構”的經濟指標越來越明顯,但不可否認,一個真正的強國從來都需要有一套完整、成熟、正當的國家理論作為根本敘事,而法學必然成為現代國家理論中的核心要義。

        從世界歷史上看,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引領歷史的強國一定伴隨著國家法學以及具體法律制度的支撐。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論證“市場經濟的建立需要一套特定政治法律制度的現代國家,體現為國家若干任務”到馬克斯·韋伯將“理性官僚制和法理型統治為基礎的現代國家”作為“資本主義產生的必要前提”,并提出一套現代國家官僚機器的構成要件,①直到當代政治學家福山對于“國家是集約型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的論證,并以國家能力、責任性和法治作為架構國家合法性的三重結構,現代社會經濟的持續、可預期、穩定發展必然要有一套有關國家的法理型統治來保障。

        中國進入近代以來,從天下—帝國秩序向單一的多民族國家轉變,到今天面對尚未成熟定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一直缺乏成熟的國家法學,新中國成立后短暫繼受的蘇聯國家法學傳統也因過多階級斗爭與計劃經濟的意識形態色彩,以及改革開放啟動的世俗化過程而很快消失。這導致我們一方面并沒有現代法學上的國家意識和國家概念,很多人要么執拗于仍然從天下體系去理解今天的中國,要么把國家理解為純粹的政治和權力現實。更重要的是,國家作為一個政治系統,在今天中國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但它的功能沒有在法學上得到體系化的論證,無法應對今天中國的諸多危機。

        一、國家需要在法律上為社會重建正義

        “發現社會和個人”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最大的歷史成就。這個世俗化的過程極大解放了社會和個人的活力,初步厘清了國家、市場與社會的邊界,在文化上更是對“千百年來‘個人’永遠得不到發現”(梁漱溟語)的“關系網絡人格”之消解。對待國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的知識精英和財富精英更多選擇英美自由主義式的國家工具主義立場。這里的根本背景就在于改革開放的歷史環境決定了中國要重建社會,要解放作為生產力本身的個人。這種社會概念必須具有對抗國家、與國家相對分離的自由秩序特征,社會的內在規定性應該是查爾斯·泰勒所謂的“國家權力絕對不能掩蓋的地方”。社會被要求主要執行經濟功能,成為一個“經濟的社會系統”,也可以說是貨幣代碼對其他社會系統的殖民,整個中國社會日益成為一個需求和交易的系統。而個人則配合市場經濟法則被設定為理性的、原子式的個體。四十年的社會建設和權利意識重塑,從社會系統來觀察,就是快速城鎮化、工業化與社會碎片化的進程,中國人既受惠于這樣一種狂飆突進的現代性文明,也被現代性殘酷的一面傷害。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后果是將一種緊密結合的生產要素關系(即人與土地)打碎,將它們拋入一個市場導向的、新的匿名、陌生“需求體系”;社會的碎片化則加劇了這種匿名游戲規則對于內在有機團結的破壞。從而,現代性本身的個體化、原子式、碎片性風貌在文化上給中國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離心力和漂泊感,在現實生活中則由于堅守市場法則的交換正義導致共同體意識得以建立的分配正義越來越受到傷害。這種分配正義的缺位既表現為傳統的城鄉、東西部等地域性差異,也表現為日益緊張的階層分配沖突乃至產生馬克斯·舍勒所言的“階層怨恨”。以黑格爾的術語理解上述矛盾即是“市民社會的經濟功能極端發達必然帶來的敗德風險”。而此一矛盾,或者說市場社會競爭中必然帶來的消極影響恰恰需要國家站在一種超越個人與社會的視角上,作為一個強大的理論工具去消解。改革開放同時也造成國家與社會逐漸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功能有限的政治系統,但這個系統最大的功能恰好是通過權力/非權力的二元代碼強制性干預其他系統的失靈,消除社會系統和經濟系統的偶然性,并通過與法律系統的正確/不正確這一代碼相互聯合,②最終為社會強制性地重建分配正義。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國家尤其需要用分配正義去消解交換正義所代表的純粹經濟法則,要建立“以交換內容作為分配正義對象的規則”,國家必須一定程度干預交換法則,才能實現分配正義,為實現多數人對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與均等化提供可能性。為此,國家需要創造更多法律制度來執行這個功能,中國相當多的法律都已經開始聚焦這個問題并引發討論。大量的所謂規制性條款進入中國的私法體系就是一例。改革開放累積起來的私人財產權保護和意思自由原則正在越來越多被中國的立法者限制,而國家權力和國家任務對私法的強行進入則逐漸成為趨勢。

        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國國家的分配正義還不能僅僅聚焦于規制交換內容,面對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逐漸成形的新工業浪潮,國家還必須為新業態、新技術所帶來的分配秩序爭議未雨綢繆。例如,面對人工智能即將有可能成為一項通用技術在極大解放人的腦力的同時,所帶來的自然人失業,傳統工作崗位消失,傳統稅收水平下降乃至稅種消失,智能交通工具、智能超市等進入生活所帶來的責任風險等,對于國家來說,必須在法律上發揮更多作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二、國家建構需要實現法律化和再法律化

        中國國家建構的復雜和特殊就在于,它缺乏世界上許多民族國家有機演進和試錯的歷史機遇,是在瞬間被卷入西方現代性國家的語境之中,通過暴力完成了從天下—帝國體系到單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轉變。這使我們既缺乏現代國家的文化心理基礎,也缺乏一套解釋現代國家現象的理論話語。首先一個表現就是在具體的國家權力分配與國家機構建設上,我們一直缺乏一套判斷分配與設置的根本原理和標準。例如,我國尚缺乏一個專門而權威的合憲性審查機構,缺少作為“立憲國家的拱頂石”。但如果不僅僅局限在比較法層面,究竟如何設置這樣一個機構,它應該遵循怎樣的原理和標準,我們的國家法學研究并無有說服力的答案;同時,由于中國治理體系的復雜,中國國家機構建構一直處在不穩定之中,所以我們還需要面對種種新的尚未定型的機構形態,并將之法律化。當下正在熱議的國家監察機構正面臨這樣的理論需求。其次,21世紀日益復雜的民族主義意識在世界很多民族國家內部醞釀乃至出現新的獨立的民族國家,還有區域性共同體內部再民族化的現象,那么在這種民族主義意識和區域共同體意識并存的形勢下,法律如何為國家物理秩序保持統一提供規范性預期,這也需要國家法學的研究。如果意識到西方民族國家理論所預設的同質性的生活方式與統一的統治秩序也并不完全符合我國的實際國情,那么如何在這種非西方式的民族國家形態下完成國家認同?正如青年黑格爾所講,主權國家與實質憲法必須建立在共同意志的客觀性和普遍性之上,那如何通過法律促進國家認同就是國家法學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三、政黨法治國模式的形成亟需理論解說

        從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國家的基本方略開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就是中國法治國家的根本基礎。可以說,這是一種法治國與政黨政治結合的模式,很多方面無法簡單援用西方法治國理論,尤其是近代國民法治國模式來解釋。這個模式隨著國家監察體制的形成和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在省以下推行黨政機構的合署辦公”開始,意味著中國國家建構進入了黨的國家領導權的法律定型的時期,在黨的政治、思想、組織領導之外增加了業務領導這一新內容,中國由此進入了“政黨法治國”的新時代。這也給國家法學帶來了許多值得研究的具體問題:執政黨在法律上的人格地位如何?黨的國家領導權與國家的機構統治權在法律上是什么關系?在具體業務中黨政合署辦公的程序應該如何設計,等等。針對這些問題,我們也缺乏一套有效的國家法學解說。

        所謂“政黨法治國”是一個描述性而非規范性的概念,是對中國法治國模式的客觀觀察。1999年修改憲法,第5條明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規范意義上這不僅僅意味著樹立憲法作為根本法的地位,而且強調用統一的法律秩序賦予國家整體人格,這是當代中國憲法變遷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在理論上探究,把國家設定為一個法律上的人,在西方理論脈絡中主要有三重理論需要:第一,解決國家在實定法上權利、義務和責任歸屬問題。不論是行使公權力,還是作為私主體參與民事活動,都需要他作為一個法律上的人來出現。第二,解決現代國家的正當性問題。在宗教和道德消退的“后形而上學”現代社會,只有基于公共合意的法律能為國家提供正當性,讓它成為法秩序意義上的最高人格體,使現實的力量獲得客觀規范效力的擔保。第三,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也就是通過統一、整體的法律人格設定來實現國家在意思表示與權利能力上的統一。③

        從這三個理論層面來看,我們同樣面臨將國家建構為“法律上的人”的巨大需求。例如,在中國,國家與其他法律主體也存在廣泛的交往,無論是傳統的統治行為,如立法、行政和司法;還是國家以一定身份參與市場活動(國有企業),占有社會資源(如國家對自然資源所有權的宣稱),乃至國家侵權行為的救濟問題,都必須納入法律的框架。近代以來,在儒家“集權的簡約化治理”傳統影響下的社會自治和統一帝國崩潰后引發的割據秩序,也造成近代中國“國家主義話語強、國家弱”的基本局面,尋找強大的國家統一秩序和國家認同,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主題。④近代中國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無論是流亡東瀛以后倡導“有機統一和有效秩序國家”的梁啟超,還是強調“中國道德律之精神在于民族的集體性”的汪精衛,20世紀初中國的主流民族主義支持建立一個強大的、能夠保衛和劃定國家疆界,反對列強侵略的中央集權的國家。⑤可以說,無論是啟蒙運動哲學孕育下的市民社會話語還是中國本土的“封建”自治傳統,在統一的民族國家話語下都被瓦解,⑥“這樣一種對普遍意志話語的總結,可以看作是一種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偽裝,但卻是必不可少的條件”,⑦畢竟中國現代化的過程與國家建構是同一歷史過程,我們也才能理解為什么提倡國家至上主義的梁啟超,也成為用啟蒙哲學的敘事結構來書寫中國歷史的第一人。

        但是,完成中國的國家人格建構又絕不能僅僅套用西方的學說,尤其是作為解說國家是一個普遍共同人格最重要的兩種現代學說,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說,都無法解釋中國的國家建構與國家法律人格化的過程。這兩種學說有兩個根本特點:第一,自然狀態預設的“人民”道德均質化和稟賦無差異性;第二,國家法律人格建構的抽象時間(歷史)觀。

        第一,這樣兩種學說上的“人民”,作為締約者,最大的特點就是彼此之間的道德均質化和稟賦無差異性。作為當代契約論集大成者的羅爾斯,其最重要的哲學工具就是“無知之幕”,這個狀態需要擬制的就是一群在能力、資源、道德水平、信息獲取等方面完全一樣的自由而平等的人,他們在這種“無知之幕”的背景下進行商量,才能發現最公正的規則,從而立約。各種契約論版本其實都有“無知之幕”的哲學底色,“簽約”的本質就是自由而平等的人通過“同意的政治”而終結自然狀態的過程。“自由而平等”是自然狀態最大的預設,由此契約論強調的是一種互惠正義觀,這是羅爾斯在《道德哲學史講演錄》提出的重要觀點。⑧羅爾斯認為,契約論首先是一種正義的學說,不能光講社會如何形成,必須講社會如何穩定的形成。所以在羅爾斯看來,契約論要解決的是一個穩定性的問題。它不僅僅解決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因為社會的形成有時候可以不講契約,靠實力,靠暴力,靠征服。在羅爾斯看來,政治穩定性一定要建立在某種正義論的基礎上。如果沒有正義,這種穩定難以為繼。這種正義論就是互惠正義。⑨由于人與人在體力、智力、道德水準上的平等,因此只有互相給予恩惠,才能產生統治與被統治關系,才能解釋統治的正當性。例如,霍布斯認為由于人與人互相傷害的能力和欲望是一樣的,所以主權者承諾秩序與和平就能論證統治的正當性,只有主權者才能帶領人們走出叢林,過上和平有秩序的生活;盧梭則認為在自然狀態下,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原始意義上的幸福,因為不存在剝削的可能,這種幸福是一種“自然的自由”,主權者承諾的則是政治自由,個體真正的自由是一種參與公共生活的自由,能夠把共同意志建立起來,并在公共法律中來體現,就實現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同一”。所以,互惠正義實際上是一種同意的政治。這種同意的政治在根本上是主權者與臣民,或者主權者與公民互相承認相關利益,互相給予恩惠的結果。

        第二,契約論的抽象時間觀。自然狀態就是“沒有時間的空間”。在契約論看來,國家建構不是演進和實踐的,沒有具體時間的體溫,而是人的理性開天辟地式的決斷,因此德國哲學家韋爾莫才會深刻說到,其實協商、談判、立約,最后都需要決斷這個“介入權威”,這個過程在哲學上就成了對國家建構演進歷史的高度抽象、風干與濃縮。因此,各種契約論版本下的“國家”直接成為立法者,與法律秩序一起誕生,無論是國家作為“公意發現者”的立法者(盧梭),還是有權力頒布自然法則的國家(霍布斯),都是將整體的國家在邏輯上直接擬制為法律上的人格。

        然而,對于中國的國家建構來說,這兩個理論命題都不成立。現行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中國,從歷史維度看,來自成長于人民內部的精英和先鋒隊力量——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和建國,將“一盤散沙”的人民意志凝聚起來,因此迥異于道德均質化的“人民”。“中國人民”本身是道德差異化的,并不像契約論預設人人自由而平等作為基本前提,而是承認人在道德、擔當、境界諸方面的差異性。這是一種道德精英主義的敘事,而非基于互惠正義基礎上的社會契約。現行《憲法》第1條規定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階級”在中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的教義里不僅僅具有馬克思主義原旨意義上的經濟地位含義,更是和一種道德與文化先進性的力量相聯系,因此我們才能理解《憲法》第24條精神文明建設條款的意圖。正如劉少奇所說:“我們的道德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它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道德。這種道德,不是建筑在保護個人和少數剝削者的利益的基礎上,而是建筑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的基礎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類、拯救世界脫離資本主義災難、建設幸福美麗的共產主義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⑩

        因此,首先是工人階級成為先進階級,然后是這個先進階級中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成長起來,它主導建立的國家不是因為法理正當性,而是由于歷史演進累積起來的道德正當性賦予國家以正當,因此國家也就沒有必要直接通過擬制為“法律上的人”來獲得正當。相反,制定“五四憲法”是為了讓工人階級在中國獲得執政的正當性,因為共同綱領是“民主的、革命的聯合政府”,并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從而也就意味著工人階級并沒有在法理上取得統治的正當性。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五四憲法”是中國“政黨法治國”的開始,政黨首先希望將領導權法律化,建立起法律人格,然后再賦予國家以法律人格。

        因此,契約論的國家建構哲學圖式可以概括為個體聯合→產生公意(法律=契約)→公意(通過憲法)人格化為國家;中國的國家建構哲學圖式則是:個體分化→產生精英→精英帶領建國→精英(通過憲法)人格化為國家。

        在中國,執政黨通過法律人格化為國家,實現黨的意志、國家意志與法律意志的有效統一,也就成為所謂“政黨法治國”的基本邏輯。這個邏輯背后的價值觀則始終是“人民中心論”,因此既不是執政黨,也不是國家,而是人民是主權者,這也就是《憲法》第2條規定的“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在西方的人民主權說里,人民在法律上只有一個身體,那就是作為法律上的人的國家,國家是人民公意的人格化,也就是盧梭講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是直接同一的;與這種學說不同,在中國,我們還不能忽視執政黨本身也人格化了,這種人格化一開始并不是法律人格,而是一種政治體意義上的團體人格。從政治體意義上的團體人格演進到法律人格,這是具體時間觀或說實踐歷史觀燭照下的產物,而非契約論理解的抽象歷史觀下開天辟地的建構的結果。

        早在中世紀的英格蘭法律傳統里,就討論“非法人的團體”,與耶利內克認為“人格必定是一個法律概念”不同,這種團體并非法律意義上的人,但同樣有人格,那就是來自習俗、道德情感和宗教等力量的賦予。它有人格的本質含義就是值得法律將其作為法律上的人來尊重,而不是消滅。梅特蘭指出,這種非法人團體,例如家庭、村莊等,是在長期社會演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人格,基爾克也基于“有機體的團體學說”認為,非法人的團體是社會有機團結和進步的需要,是在法律秩序之外按照自身內在目的和屬性演進的產物,法律需要尊重這種團體,因為它們蘊含著社會的某種有機團結。(11)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恰好是這樣一個長期不在法秩序之內,也不需要法律來賦予其資格的非法人團體,因為它是人的聯合,有章程、組織與程序,是一個客觀的團體,但在革命黨的歷史階段它并非作為法律人格而存在。中國共產黨成為法律上的人是一個有意選擇的、真實的歷史過程,而非契約論所理解是一個邏輯必然預設的過程。同時,中國共產黨與法律結合的過程也就是它人格化為國家的過程,按照卡爾·施密特的說法,法治國原則與政治形式的結合具有多種可能,因此在歐洲。它既能與君主制結合,也能與議會民主制相結合,由此現代憲法必然呈現出一種“混合憲制”的結構。(12)對于中國來說,這正是法治國原則與政黨政治結合的必然體現。可以說,無論是“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還是現行憲法,都體現為中國共產黨通過憲法人格化為國家,只是同樣是憲法秩序,但中國共產黨展現出來的對待憲法的政治意圖是不同的,而這恰好是施密特強調的,法治國原則與具體的政治意圖是可以自由組合的。這種法治國形態,我們可以理解為“政黨法治國”:國家實現法律上的人格化必須通過政黨的法律人格化來實現;人民也不能通過均質化的商談直接通過憲法人格化為國家,同樣必須通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這個中介,因此不是法律,而是政黨,成為人民與國家在法律上實現人格統一的邏輯中介。這就是政黨法治國的根本特征。

        對于這樣一種法治國模式,假裝不見、轉而尋求“安全”的問學之道不過是一種“精致利己主義”的學術翻版;而對于這種描述性的工作動輒站在道德制高點進行抨擊其實更是一種虛偽,因為批判描述體制的學人和批判體制有云泥之別。但是,只要懷抱“知性的真誠”,認真剖析這個模式里的國家權力—機構—任務三要素呈現的特征,并站在立憲主義立場加以學理建構,就是盡到了學者的本分。至于這種國家法學能否直接轉化為制度效果,那的確超出了學術的功能。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憲法學至今并沒有充分提煉出這個模式的內在理論規律。

        例如,在國家權力部分,我們其實可以基于憲法文本區分四種國家權力:作為“政權”的國家權力(序言:“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作為“領導權”的國家權力(序言:“中國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作為“機構統治權”的國家權力(第三條,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力)和作為“機構執行權”的國家權力(根據第三條,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的其他國家機構的權力),進而,國家法學需要詳細分析這四種國家權力概念的規范關系,明確規范界限,并舒緩內部若干緊張,提出其基于立憲主義立場的理想規范解釋形態。

        四、國家法學的建構方向

        應該說,我們是有國家法學傳統的。新中國成立后的憲法學最初就叫作國家法,在高等學校開設的課程分為蘇聯國家法、人民民主國家法、資產階級國家法。因為是初創,所以完全采取蘇聯的教學大綱和教材,不久后,增設中國國家法。有的學校叫它為中國憲法,都以《共同綱領》為教學內容。1954年憲法公布后,才以憲法為主要內容,翻譯了一批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憲法學的著作,出版了一系列宣傳介紹1954年憲法的論著,初步建立起憲法學的課程體系。(13)

        在中國,憲法學取代國家法學的原因與歐洲傳統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第一,由于成文憲法的誕生,國家法學圍繞國家的知識體系融入了憲法學,尤其是對現行憲法文本國家制度和國家機構的注釋之中。第二,國家秩序的逐漸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國家法學內容除了受蘇聯“國家與法的一般理論”影響之外,大量的內容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國過程中的領袖論著,(14)這直接服務于論證建立新生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在新中國國家建構基本完成的情況下,對于這一部分的理論需求當然也就隨之減弱。第三,建立在蘇聯“法與國家的階級本質和暴力機器”理論基礎上的早期國家法學,其價值立場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法的階級性與社會性之關系”“法治與人治的關系”“權利本位論”“依法治國與以法治國”“法治與法制”等基本問題的辯論中逐漸弱化。

        因此,中國與歐洲國家法學傳統不同的是,一方面,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真正法學方法的洗禮,憲法學對于國家概念及有關原理其實仍然停留在政治學的知識體系中,主流憲法學教科書對于總綱部分國家性質、政權組織形式、國家制度、國家結構、國家基本政策和政黨制度的介紹基本上是沿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政治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另一方面,在沒有進行國家概念和原理法學建構的情況下,直接對國家機構進行憲法教義學的闡述。由此國家法學被直接過渡為“國家本質的政治學”和“國家機構的法教義學”兩個部分,作為絕對憲法意義上的“國家”概念及法治國原理在中國憲法學中缺席至今。

        故而,我們要討論的不是要不要重構國家法學,而是重構什么樣的國家法學,它應該同時吸取歷史上歐洲與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法學的理論教訓,最終實現三重轉變:第一,價值立場上從“意識形態的國家法學”向“分配正義的國家法學”轉變。在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上,任何一種絕對的價值主張都是意識形態與政治教條。國家法學不能服務于某一個可變的政治意志,它追求的應該是國家與成員之間的正義關系,這種正義是一切實體價值的邏輯條件,(15)它應該以分配正義作為根本理念,以某種純粹形式標準不偏不倚地對待成員,具有公共理性。第二,理論任務上從“革命的國家法學”向“治理的國家法學”轉變。國家法學不能僅僅成為國家體制變遷與非常政治的理論武器,而是要在日常政治條件下回答國家如何合法有效治理的根本問題,并建構起滿足治理需求的國家機構,完成治理提出的國家任務。第三,方法論上從“單一方法的國家法學”向“多元方法的國家法學”轉變。純粹的法學方法或政治學方法都最終將國家法學消解于某一個學科,但國家面對的問題是復雜、多層次的,方法的立體、開放、多元才能實現學科本身的獨立、自洽。作為獨立知識體系的國家法學的重構正以此三個轉變作為根本方向。

        注釋:

        ①[德]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姚增廙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212頁。

        ②理論闡述見N.Luhmann,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p.157。

        ③詳參王旭文《當代國家法學論綱》第三部分。

        ④[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王憲明等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頁。

        ⑤[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王憲明等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頁。

        ⑥[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王憲明等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頁。

        ⑦[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王憲明等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頁。

        ⑧J.Rawls,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77.

        ⑨J.Rawls,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79.

        ⑩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Otto Gierke,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4.

        (12)[德]卡爾·施密特:《憲法學說》,劉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頁。

        (13)許崇德:《許崇德全集》(第九卷),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2頁;《憲法學》編寫組:《憲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頁。

        (14)參見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法教研室、北京政法學院國家法教研室、北京大學國家法教研室合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法參考資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5年版。

        (15)R.Stammler,The Theory of Justice,MacMillan Company,1925.S2,charpter3.

      作者簡介

      姓名:王旭 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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