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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再研究
      2020年01月19日 14:25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郭雙林 字號
      關鍵詞:張學良;西安事變;蔣介石;檔案研究

      內容摘要:《西安事變反省錄》的初稿是張學良1959年11月致蔣介石的三封稟函,后由蔣經國編整而成。蔣介石之所以在20年后要張學良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為維護自己編造的謊言,以消除“《熱風》事件”的影響;直接動因則是擔心中共可能借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之機公布相關檔案。張學良雖然被迫作了偽證,但對相關內容的敘述頗為講究。蔣經國在其父授意下,改變原函體裁,調整段落和刪汰部分內容后,定名《西安事變反省錄》。為保護張學良,中共并未公布相關檔案,蔣介石虛驚一場,他在修改《蘇俄在中國》一書時,吸收了張學良稟函中的部分內容,但沒好意思采納逼其編造的偽證。

      關鍵詞:張學良;西安事變;蔣介石;檔案研究

      作者簡介:

        摘要

          《西安事變反省錄》的初稿是張學良1959年11月致蔣介石的三封稟函,后由蔣經國編整而成。蔣介石之所以在20年后要張學良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為維護自己編造的謊言,以消除“《熱風》事件”的影響;直接動因則是擔心中共可能借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之機公布相關檔案。張學良雖然被迫作了偽證,但對相關內容的敘述頗為講究。蔣經國在其父授意下,改變原函體裁,調整段落和刪汰部分內容后,定名《西安事變反省錄》。為保護張學良,中共并未公布相關檔案,蔣介石虛驚一場,他在修改《蘇俄在中國》一書時,吸收了張學良稟函中的部分內容,但沒好意思采納逼其編造的偽證。

       

        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反省錄》是一份重要的歷史文獻,自1964年7月臺灣《希望》雜志刊出《〈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后,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經過多年的發掘、整理、解讀,學術界就該文獻已經形成了一些共識。但毋庸諱言,到目前為止,圍繞《西安事變反省錄》尚存在許多模糊乃至錯誤的看法。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結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所藏張學良檔案、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所藏《蔣介石日記》等,對其版本、成因、內容及修改、意義和影響作一系統考察。

       

        一、《西安事變反省錄》的版本

        關于《西安事變反省錄》究竟有多少種版本的問題至今懸而未決。1999年12月,郭冠英在《公開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刪節重點》一文中談到《西安事變反省錄》版本時寫道:“整個《反省錄》全部大概一萬字多一點,其中《希望》版大概刊出了百分之七十五,后來的蔣經國的五中全會版又加了:‘致良釀成巨禍,百身莫贖……后之人,安可不慎也’一百多字。后黨史會李云漢寫《西安事變始末研究》一書中又加了幾十字。這幾種版本大致來源是如此:當張寫好后,拿去曬圖,自留了一份藍本;劉乙光在呈上去以前,又當夜叫其四、五個小孩各抄了一部分,留了下來。這一份劉伯涵說他本一直保存著,后來他父親的老友要看,他怕出毛病,就火焚之了。另安全局應存有一份。呈到蔣處后,據說按習慣又重抄了一份大字版給蔣總統看,這份存大溪檔案,李云漢當年獲準看的就是這一份。當張學良把其史料移交哥倫比亞大學‘毅狄書齋’(應為毅荻書齋——引者注)時,其中《反省錄》列在其中,但不久就流傳到外面去了。”由此看來,《西安事變反省錄》至少有五種版本,即《希望》版、蔣經國五中全會版、李云漢所看大字版、張學良自留藍本和劉乙光私自抄錄本。

        2000年楊奎松在《張學良懺悔了嗎?——對〈西安事變反省錄〉的文本考察》一文中寫道:“比較已經公開的這些文字可以看出,我們目前所能看到的這篇文字至少應當有四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張根據蔣意起草并以函件形式上呈,即經張之宇、郭冠英部分披露者;第二個版本是經過初步修改,即張鴻銘根據蔣經國個人檔案所發表者;第三個版本是臺灣官方進一步修改后在軍隊將領內部傳閱,即20世紀60年代《希望》雜志發表,而為世人所熟悉者;第四個版本則是國民黨中央黨史會根據國民黨十屆五中全會上蔣經國請人在《希望》稿的基礎上,略作修改后印發給與會者參考的單行本,利用《革命文獻》加以刊布者。”楊奎松在文章中將上述幾種版本略加整合,拼出了一個新的版本,也可以說是五種版本。

        實際上,上面兩段論述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錯誤。2009年筆者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學期間,曾系統查閱張學良檔案,發現《西安事變反省錄》的版本不止五種。現結合這一文獻的生成及流傳過程,對這一問題略作考釋:

        (一)張學良致蔣介石稟函草稿。《西安事變反省錄》最初是以信函的方式出現的。不過,與外間傳說的情況不同,當時張學良所寫的稟函并非一封,而是三封。其中第三封稟函還曾修改過一次。該草稿現存張學良檔案中。

        第一封稟函草稿共5章17節,8920余字,始撰于1956年11月20日,到12月3日寫成初稿,12月5日繕寫完畢,因此信尾所署時間為“四十五年十二月五日”。次日上呈。對此,張學良在日記中有詳細記載。11月2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老劉前日連夜去臺北。今日返,午飯后來余屋告知我,彼系被總統召見,告他令我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再三囑付(咐)要真實寫來,并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劉囑余要安靜。余聽聞之下,百感交集,十分激動,決心不計個人利害,詳述前因后果,但廿年已,已數年從不再憶這個問題,真不知由何下筆……興奮過甚,前思后想,反復追思,一夜未能好睡。”12月3日在日記中寫道:“老劉明日去臺北,余將寫好之回憶,給他看,他希望余快繕好,給他送去。”12月6日在日記中寫道:“將上蔣總統之回憶書,連日夜繕就,今午交熊仲青給老劉送至臺北,請務在今日送到。”

        第二封稟函草稿僅360余字,所署時間為“十二月六日”,即1956年12月6日。應該是在送呈第一封稟函時加寫的,主要是對在第一封稟函中為什么不寫西安事變的過程予以解釋。

        第三封稟函草稿2180余字,所署時間最初是“十二月十四日”,后改為“十五日”,再改為“十七日”。對此函的撰寫過程,張學良在日記中也有記載。12月1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昨日老劉由臺北返來,將前送去原件交回,據稱蔣總統不在臺北,彼曾對蔣經國說明,經國囑其將原件存手中,囑余應將西安事變一段續上,余真不知如何下筆:不能不寫真實又不能不為長者諱,夜中未得好睡,再四思量,已得寫法,真而諱可也。”到14日寫成初稿,因此最初所署的時間為“十二月十四日”。因當日未能上呈,遂將時間改為“十五日”。直到12月17日蔣經國才來電話催要,所以最后又改為“十七日”。對此,張學良當天在日記中寫道:“下午老劉來告,潘先生有電話說蔣經國叫他明日去臺北,催我將該件寫好交他,他明日早五點即去臺北。匆匆繕就,夜間交老劉矣。”12月20日,張學良曾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將此函“修改兩小段”,于次日上呈。

        有稟函草稿就應該有上呈原件。如上所述,郭冠英說《西安事變反省錄》“呈到蔣處后,據說按習慣又重抄了一份大字版給蔣總統看,這份存大溪檔案,李云漢當年獲準看的就是這一份”。實際上蔣介石當時看的并非重抄的《西安事變反省錄》,而是張學良上呈的稟函原件。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此事有記載。1956年12月18日,蔣在日記中寫道:“本日閱張學良自述其西安事變與通匪經過情形,甚覺當時不即追究此一經過事項過于疏忽,以致對東北軍很多處理方針與人事之失當,加重卅七年冬東北失地之因素,甚為遺憾。”之后十多天時間,蔣介石一直在看張學良的稟函,并據此修改《和平共存論》一書。12月20日蔣在日記中寫道:“朝課后入府會客蕭大衛、鄧昌黎、史尚寬、袁子健、吳大猷、劉乙光等,對張學良自述書之研究,并令其補充未述之各點。”22日在“上星期反省錄”中寫道:“審閱張學良對西安事變之自述書,頗有所感,實亦有益,擬印發高級干部研究,或對其心理略有補益乎。”同一天“召見劉乙光,交張學良續函”。23日蔣在日記中寫道:“朝課后記事,重閱張之自述書,修正‘西安事變’章。”24日寫道:“張學良自述其所以被共黨誘惑生效與原因,并不是他們有什么真正的魔力,而其根本還是在我們內部有了矛盾心理,發生動搖,所以他才能乘機而入,針對我們的矛盾與特點,盡量為其擴大與利用而已。”27日寫道:“審閱張學良最近自述函件,余自愧對人的心理不能精密審察與揣測,當時張之態度心緒,如能略加測度或試探其口氣,即可發現其真相,或可免除變亂,此乃余主觀固執不重客觀對象,故處理大事常犯疏忽粗露(陋)之大病,以后對事必須求精密求真實,對人必須揆度其隱情,并將順其意而探伺其動向與內容的趨向,或可補平生之過缺乎。”28日寫道:“情報會談畢,與孟緝談話,以張學良來函交經國研究。”同日在“本星期預定工作”第四項內容中寫道:“本周續補《和平共存稿》,審閱張學良自述書,更覺于我甚有補益。”30日寫道:“經兒來談張學良自述函件,讀后對彼最有益趣也。”從上引資料看,蔣介石當時讀的是張學良稟函原件,而非重抄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否則他在日記中不會只用“自述”“自述書”“自述函”“自述函件”“來函”“續函”,一次也未提到“反省錄”三字。

        (二)蔣經國編整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現存張學良檔案中,全文用毛筆抄寫于紅線稿紙上,共22張,每張分前后兩面,每面10行,每行約26字,計9780余字,單獨裝訂。封面有張學良用紅鉛筆所寫《反省錄稿》四字,內封有張學良用鋼筆所寫說明:“四十六年五月十日劉乙光交來,系蔣總統囑經國修正過的原稿。”對此事張學良在日記中也有記載。1957年張學良寫有兩種日記,其中一本在5月10日寫道:“下午六點許,老劉由臺北返回。交來原寫之《雜感錄》和修整過的、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我上蔣總統西安事變的稟函,改為《西安事變反省錄》,囑我親筆抄寫。二事皆總統親告彼者。”另一本要更詳細一些:“老劉下午六點許由臺北返來。飯后談彼于五日下午五點總統召見,言所寫的《雜感》有價值,有供(貢)獻,因為乃系歷史重要文件,叫我親筆寫一份……又說前回我上之函,加以編整,令我親筆抄寫,擬給諸高級將領參考。七點蔣經國召老劉去,言總統將該件交彼,囑老劉八日去取。八日劉去,經國言事忙,未弄完成,請再等一二日。昨天下午二點將該件交彼,彼立即返來。老劉交回《雜感》原件,及前上總統之函經加修改稿。”這里所說的《雜感》即張學良當時奉蔣介石之命撰寫的自傳《雜憶隨感漫錄》。

        (三)張學良奉蔣介石之命手抄的《西安事變反省錄》上呈本。1996年在《蔣經國總統檔案》中發現一份以相紙制成的影本《西安事變反省錄》,被編為第0904號,計27頁,每頁系以400字之稿紙寫成,后經臺灣“國史館”張鴻銘整理后刊于《國史館館刊》第26期(1999年6月)。這份《西安事變反省錄》的紙質底稿,經對勘,是張學良奉蔣介石之命親手抄寫并上呈的《西安事變反省錄》。1957年5月10日張學良接到蔣介石要其親筆抄寫《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的指示后,次日便開始動手,到17日抄完,19日裝訂成冊,6月10日由劉乙光送呈蔣經國。張學良當天在日記中寫道:“下午蔣經國有電話叫老劉去。恐上峰催問交寫之件,將寫完之《反省錄》交劉,請如需要時,即可呈上,但請聲明,我不滿意這本,寫的不整齊,假如不急用,請帶回再繕。”經筆者對勘,李云漢撰寫《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時參考的應是這一版本,并非重抄的大字本。

        (四)張學良再抄本。在張學良檔案中藏有另一種親手抄寫的《西安事變反省錄》,也是27張,分前后面,所用紙張也是400字的稿紙,單獨裝訂。在封面與第一頁之間夾有一張紙條,上面用紅筆寫道:“四十六年五月十日交來系蔣總統囑經國修正過的原稿之騰(謄)寫本。”這個版本即張學良再抄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對此,1957年6月13日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老劉由臺北返回。言已見過總統。將那本《反省錄》呈閱,并說明我不滿意這本,擬再寫,總統說:‘留下我研究研究。’”看來,蔣介石并沒有讓張學良把《西安事變反省錄》再抄一遍,但他卻用12天時間(7月3日至14日)自動再抄了一份。這個抄本后來就留在了手里。

        (五)《希望》版《〈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1964年7月1日,臺北《希望》雜志創刊號刊登了署名張學良的《〈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共9節27自然段,計7180余字。7月7日《民族晚報》率先轉載,引起巨大反響。據說張學良從《民族晚報》上看到此文后,向當局抗議,《希望》雜志因此被查禁、沒收。張學良檔案中保存有一份完整的《希望》版《〈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全文共4頁,系從原雜志上剪下,還有1964年7月7日《民族晚報》,其轉載的《〈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前三節在第一版上,以及《民族晚報》《中央日報》7月10日刊發的《希望》雜志社道歉信。看來《民族晚報》也就轉載了一次。

        由《希望》版《〈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衍生出幾種不同版本。(1)1968年9月,香港《明報月刊》重刊《希望》版《〈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不過編者在題目中省去了“摘要”二字,在正文中刪去了用漢字書寫的九節序號,同時給27個自然段增加了編號。(2)1988年3月24日,《世界日報》以《西安事變懺悔錄》為名刊發《〈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或許編者風聞該文原來有章節及標題,因此除加發按語外,還想當然地添上了“歸國工作,未如心愿”“五全大后,頻受刺激”“剿匪慘敗,倍增痛苦”“共黨攻心,將士動搖”“會周恩來,辯論多時”“為人利用,羞愧自恨”“心懷不滿,加深幻想”“蔣公談話,心情沖動”“立志救國,反而誤國”“蔣公愛護,永難忘懷”“西安之變,責任在己”11個小標題。(3)1990年張學良90華誕之際,《傳記文學》當年6月號以《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摘要》為題,刊登了《希望》版《〈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全文。

        (六)《革命文獻》摘印本。1983年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輯出版的《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中,摘印《西安事變反省錄》的部分內容。據說這部分內容于1974年11月24日被蔣經國在國民黨第十屆五中全會上印發。經筆者對勘,這部分內容既非摘自張學良所上稟函,亦非摘自蔣經國編整的原稿,而是摘自張學良手抄的上呈本,即蔣經國收藏的以相紙制成之影本。

        前面提到過,郭冠英說:“劉乙光呈上去以前,又當夜叫其四、五個小孩各抄了一部分,留了下來。這一份劉伯涵說他本一直保存著,后來他父親的老友要看,他怕出毛病,就火焚之了。”這一說法頗為可疑:第一,劉乙光之子劉伯涵的回憶錯誤太多。劉伯涵說:“張先生的那篇回憶錄就是在西子灣寫的,約在1955、56年間,就在石覺那個書房中所寫。是蔣先生轉知我父親請他寫的,他那時候眼睛已不好,故是四小姐抄的。”實際上該稟函不是在西子灣寫的,而是在井上溫泉寫的;也不是趙一荻抄的,而是張學良手抄的。后來張學良撰寫《隨憶漫游雜錄》時為趕時間,才由自己起稿,讓趙一荻抄寫。張學良曾專門就此事向蔣介石匯報過。第二,張學良先后給蔣介石上了三封稟函,第三封稟函還曾修改過一次,各信上呈的時間不同,劉乙光讓孩子們抄的哪一封,劉伯涵并沒有交代清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劉乙光作為看管張學良的特勤人員,要隨時向蔣介石報告張學良的行動及思想變化,很難想象他會讓四五個孩子抄錄張學良給蔣介石的私信。此事一旦泄露出去,后果可想而知。

        綜上所述,即使不算蔣介石看的張學良上呈原函和劉乙光的私抄本,《西安事變反省錄》的版本已達六種。如果算上《〈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衍生的幾種版本,僅筆者看到的就達九種。該文件的生成過程也與以往人們所說不同。

        二、蔣介石為什么讓張學良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

        為什么蔣介石在西安事變20年后,即1956年11月突然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

        從張學良日記看,蔣介石當時就是讓他“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并沒有說原因。目前對此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觀點認為,蔣介石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為其撰寫《蘇俄與中國》提供資料。這種觀點目前占主流。如臺北《傳記文學》1990年6月號刊發《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摘要》時在按語中寫道:“據接近張學良的人說,本文確系出自張之親筆……是蔣老總統在臺灣復職后不久(民國三十九年以后),著手編寫《蘇俄在中國》一書(民國四十五年出版),因需多方資料參考,張學良曾奉命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張以‘長函’方式復之,即為此文。”這里所說的“接近張學良的人”,應該是指唐德剛和郭冠英。1990年1月至5月,二人曾先后五次采訪張學良。在3月16日的采訪中,張學良提道:“蔣總統他要寫《蘇聯(俄)在中國》這本書……寫這個東西,蔣總統跟我來講,西安事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為他要寫書。那我就回他這封信。”因此話出自當事人之口,于是,蔣介石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為其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提供資料,就幾乎成為定論。后來郭冠英在《張學良在臺灣》一書中就寫道:“蔣在1955年要寫‘蘇俄在中國’時,因對事變真相不了解,請張寫出來,張乃復一長信……乃詳述經過。”1999年12月,郭冠英在《公開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刪節重點》一文中再次寫道:“蔣介石要張寫一報告呈閱,倒不是他有要人寫悔過書的習慣,而是蔣為了要寫《蘇俄在中國》,他當然了解‘西安事變’自己這方面的情況,但是張學良及共產黨方面他不了解,故叫張學良交待一番。”

        受其影響,許多大陸學者也認為,蔣介石之所以要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為了撰寫《蘇俄在中國》。如楊奎松曾說:“1956年11月,蔣介石因寫《蘇俄在中國》之需要,命軟禁中的張學良就西安事變經過寫一書面材料,由此便有了世人所知的所謂《西安事變懺悔錄》的問世,也因此引發了對此一文獻真實性的種種猜疑和爭論。”畢萬聞也曾寫道:“1956年,蔣介石為了總結國民黨政權與蘇俄斗爭的經驗教訓,令其筆桿子陶希圣代寫《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一書,以蔣介石的名義出版……該書出版前夕,蔣為了解西安事變全面內情,便把負責看守張學良的特務隊隊長劉乙光,從臺灣新竹井上溫泉召到臺北,令其轉告軟禁中的張學良,要張‘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的經過事實’。”類似的說法還有很多。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蔣介石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因為“《熱風》事件”。2007年楊虎城的嫡孫楊瀚在一篇文章中寫道:“1955年,郭增愷出于對老友楊虎城的情感和對歷史的責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寫一長達20萬言的《一個還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在香港《熱風》雜志連載,使西安事變的真相以一個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統地公布于世。郭增愷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蔣介石長期隱瞞事變真相、編造和歪曲歷史事實的許多謊言,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與震動。”“蔣介石急了。為了繼續維持自己的臉面和謊言,他想起利用已被他軟禁20年之久的張學良。1956年11月13日,蔣介石單獨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應為情報局——引者注)少將劉乙光,詢問張學良的讀書、身體及年齡,命劉乙光向張學良宣布兩項禁令:不準收聽中共廣播;不準同警衛人員接近。緊接著又下達了讓張學良寫出西安事變回憶的指令。”2014年張侃侃在《香港〈熱風〉事件始末》一文中也持相同看法。

        應該承認,蔣介石讓張學良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不能說與其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毫無關系。《蘇俄在中國》初名《和平共存論》,是以陶希圣的一篇文章為基礎擴展而來,后改名《中蘇和平共存之經歷》,再改《中俄三十年經歷紀要》,最后才定名《蘇俄在中國》,對這一過程蔣介石在日記中有詳細記載。蔣介石當時撰寫此書的主要目的即為反共。葉公超曾認為《和平共存論》篇幅太長,不能迎合讀者心理,要替蔣介石再寫一篇較為簡短的文字,以代替原稿。對葉公超的這一建議,蔣介石認為“殊為可笑”,并在1956年11月30日的日記中頗為不屑地寫道:“彼為新聞記者,只知迎合他人心理,而不敢主動發表其本身之主張,此乃投機記者一般心理,無足為怪。殊不知余之此冊,乃是將余反共思想與經驗,以及主張與對俄政策、行動,應明告世界人類,此乃余之責任,不惟余之地位應如此而已。故對原著,只準其修正英譯之文句,而不愿其修改原意及內容也。”蔣介石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的主要目的,在這里可以說是和盤托出。要撰寫《蘇俄在中國》就勢必要寫西安事變,為寫西安事變部分讓張學良來“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這樣的解釋在邏輯上完全講得通。但人們似乎只關注了講得通的地方,而忽略了講不通的地方。《傳記文學》1990年6月號刊發《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摘要》時,在所加的按中寫道:“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蔣經國(時任行政院長)在國民黨第十屆五中全會,曾將部分內容鉛印成冊,印發給與會人士閱讀……蔣經國印發之件,前面有簡短說明,謂系張學良‘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寫了一本《西安事變反省錄》’。”在這里,“張學良‘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寫了一本《西安事變反省錄》’”一語值得關注。如果此處所言屬實,那么新的問題就來了:1940年蔣介石并沒有撰寫《蘇俄在中國》。換句話說,蔣介石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與其撰寫《蘇俄在中國》并無必然的聯系。此外,蔣介石當時的某些做法也讓人生疑。前面提到過,據劉乙光說,1956年11月19日蔣介石在讓張學良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時,曾“再三囑付(咐)要真實寫來,并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蔣介石為什么要“再三”囑咐呢?以當時蔣介石的地位,張學良的處境,需要“再三”囑咐嗎?這里“真實寫來”四字的含義又是什么?為什么蔣介石要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呢?難道研究明史20年的張學良不知道嗎?從后來的寫作過程看,為什么非要寫到蔣介石離開西安時為止呢?“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與蔣介石離開西安有什么直接關系嗎?蔣介石在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之前就已完成《和平共存論》初稿,整個1956年幾乎每天都在修改此書書稿,為什么不遲不早,偏偏在11月19日讓張學良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呢?

        上述問題不解決,就斷言蔣介石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為其撰寫《蘇俄與中國》提供資料,很難令人信服。

        至于“《熱風》事件”,肯定與此事有關。《熱風》雜志是曹聚仁、徐讠于和李輝英等在香港創辦的一份文史半月刊,由創墾出版社出版,郭旭編輯。從1954年12月1日起,該雜志用17期的篇幅(第30—46期),分14個專題連載了郭增愷撰寫的《一個還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

        本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回到南京的蔣介石曾出版過一本《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和據說是由宋美齡記錄的《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解決過程。其中在12月14日這天談到張學良思想的轉變時寫道:“正午,張又來……張乃言:‘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閱讀。今日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然委員長以前對部下亦太簡默,如余以前獲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則此次決不有如此輕率鹵莽之行動。”在談到八項主張時又寫道:“張又繼續陳說其八項主張之理由,欲余酌加考慮。余謂:‘已決心犧牲此身,以維持國家之正氣,成仁取義,籌之至審……須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萬難劫奪,余決不稍有遷就。非余到京,不欲聽爾對此事有只字之陳述,多言無益也。”據說當天蔣介石還給張學良講解了孫中山《軍人精神教育》講演中“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二語的含義。《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也寫道,蔣介石在離開西安前訓示張、楊:“爾等過去受反動派之煽惑,或以為余待人不公或對革命不誠。現在余一年以來之日記,約有六萬余言,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亦不下四五萬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種建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總共不下十萬余言,爾等均已寓目……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為國家而為自私?是否有一絲一毫不誠不實自欺欺人之事?”也就是說,西安事變中張學良思想的轉變,是因為讀了蔣介石的日記后受其人格感動所致,蔣介石離開西安前對張、楊未做過任何妥協。

        不料,郭增愷在《一個還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中竟直言不諱地指出:“一九三七年二月,《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由正中書局發行,據說,共售出八十萬冊。全書體裁以蔣先生在事變中之私人日記出之,其實它是陳布雷先生經過八次易稿才寫成的——我們知道,許多讀者對這書都存有或多或少之懷疑,因為其中的神話色彩太濃厚了。世間事往往結果是與所預期者不同的,太好的謊言,每每就成為最壞的歷史。蔣先生發行那小冊子,想來,其用意,是不外為恢復他在事變中可能喪失的個人聲威,和再為本人歷史保存人格的完整……惟一般人不明白,尤其是掌握權勢的人更難明白一項真理:那是歷史只能由人的行為寫成,絕不能用謊話去包辦的。”查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2日至28日這半個月的日記確實是次年1月補寫的,并與邵力子、陳布雷補述過西安事變的經過,其間經過多次修改,后又曾親手改正宋美齡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郭增愷說《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是陳布雷“經過八次易稿才寫成的”,雖不免有夸張成分,但也并非無中生有。

        郭增愷進而拿出了蔣介石說謊的證據。他將問題概括為三個:第一,張學良發動事變之初聲勢洶洶,后來態度突變,行為矛盾,這是為什么?第二,事變得到和平解決,真的像蔣介石所公布的,是由于張、楊等閱讀他的日記及重要文件,才受其偉大人格所感動,因而幡然悔悟那樣簡單嗎?第三,倘若事實不是那樣簡單,則雙方所協議的內容是什么?其經過又是怎樣的?他說,對這些問題,張學良、楊虎城和宋子文是可以解答的,但楊虎城已受法外的刑戮,張學良還在受法外的囚禁,宋子文向來就不大說話,自己則十余年來一直守口如瓶,避談這些問題。他表示如今不再緘默,要說出真相。“我愿負責指出,蔣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隱蔽了許多事實,他還公然說謊,偽造了許多故事。”蔣介石偽造了哪些故事呢?

        第一,《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之末所附《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完全是蔣先生事后所編造的,當時根本就沒有訓話,更不容有那樣的《訓話》。如果一定說蔣先生離陜前曾對張楊《訓話》,則只有蔣先生于登機前在西安機場中對在場的人說過寥寥一二句話而已。”

        第二,《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及《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所公布的事變解決過程,即張、楊等閱讀過他的日記及重要文件后,便為他所感動,以至于愧悔、流淚,因而唯他之命是聽,送其回京,結束那幕事變,所有這些也是編造的。“我雖不曾有充裕時間詳讀蔣先生的全部文件,但就所寓目的主要文件而論,其中實沒有一言一字足以令到西安方面的人士承認他是具有‘救國苦心’的,至于所謂‘愧悔’則距離事實更遠了。”

        第三,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獲釋,是與西安方面做了交易的。郭增愷以親歷者的身份說:“借用商業術語,蔣先生與張楊間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先生和蔣夫人是保證者,見證人則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周恩來。”在他看來,《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12月14日那天所寫的內容,意在強調蔣介石絕對不“遷就”西安方面所提出的八項主張,絕對不考慮改變他的“安內攘外”政策。郭增愷直截了當地指出:“事實上,據我所知,蔣先生之得安然回京,是確曾有‘遷就’西安方面主張的諾言的。”如西安方面所提八項主張的第一項,是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我今茲證明:這項主張,蔣先生是確曾于二十三日透過保證人予以‘遷就’而接納的;不但是接納了,還曾有過具體的討論。”又如西安方面所提八項主張的第二項是停止一切內戰。“我愿負責證明:蔣先生對這一項主張,不但在原則上表示完全‘遷就’,他還鄭重的經過蔣夫人及宋子文先生代表他和西安方面約定:‘俟回京后,當即歡迎周恩來到京,詳商細則。’”郭增愷不僅敢“負責證明”,而且能說出當時具體的討論方案,就無法使人不相信。

        西安事變時王以哲曾很感慨地對郭增愷說:“只要抗戰,就是他老人家做皇帝,我們也擁護他。”所以郭增愷在此頗為挖苦地寫道:“我也常常想,以民主大道期諸蔣先生,那是糊涂的妄想。但讓他做皇帝吧,做皇帝的也該兼聽及于士夫……做皇帝的秘訣,無非是:天下是我的,老子的事你們都得給我辦好。可惜蔣先生只懂得這秘訣的上半句呢!于是總理‘我生則國死’那句名言,就應驗在蔣先生身上了。”

        蔣介石看到郭增愷的文章了嗎?回答是肯定的。1955年4月16日,郭增愷在《熱風》雜志連載的此文開頭便寫道:“前些時候,外傳蔣先生曾看見《熱風》所發表關于西安事變經過的文字,頗有不甚愜意的表示。我對這一項傳說,初時還有些懷疑,以為蔣先生宵旰勤勞,那會有工夫來看外間的雜志?而在今日的臺北,誰也不便冒昧進呈他老人家所不喜歡垂閱的東西,以自討沒趣。但,出乎我的意料,最近一位臺灣來的朋友卻證實了所傳非虛,他尤懇切地勸我:‘你何苦再提那些往事呢?圣上看到已赫然震怒,并且嚴辭責備你們西安方面的人們:‘到今日還不承認錯誤!’”看來,蔣介石不僅看到了,震怒了,而且還讓人傳話了。

        郭增愷在這里說張學良、楊虎城和宋子文可以解答西安事變的內幕,這或許提醒了蔣介石,張學良還有可以利用的價值。由此看來,蔣介石最初讓張學良“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應該只是個由頭,真正的目的是讓張出面反駁郭增愷,幫助其維持在《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及《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中編造的謊言,所以才“再三”囑咐“要真實寫來”,且一定要寫到蔣離西安為止。

        現在的問題是,《熱風》雜志從1954年12月1日起開始連載郭增愷的《一個還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到1955年7月1日已連載完,為什么蔣介石在一年后才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呢?

        195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大陸方面決定舉行隆重紀念活動。為此專門成立了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通過了規模宏大、形式多樣的紀念活動工作計劃。屆時,除出版《孫中山選集》、影印《民報》等相關史料外,還根據宋慶齡的建議,決定建立一個全國性的資料整理和研究機構。11月12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充分肯定了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主革命準備時期、辛亥革命時期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豐功偉績,同時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因計算方法不同,1956年臺灣方面紀念的是孫中山誕辰91周年。蔣介石在其撰寫的《國父九一周年誕辰紀念告全國同胞書》一文中重新解釋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攻擊大陸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得知《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內容后,蔣介石對毛澤東關于孫中山的評價不以為然,在11月12日的日記中說毛澤東“對國父的心理是如何藐視與侮辱,以他的口味,今日不對國父清算,是他的不究既往的寬大態度,能不悲憤知恥乎?”次日,他特別召見劉乙光,要其對張學良嚴加管束,以防其受中共廣播的影響。

        11月18日,蔣介石獲悉中共將就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政策及西安事變發表當初的材料,頗為緊張,當天在日記中寫道:“余初聞之,共匪以此三案皆有鐵證史料,不能再制造其虛偽材料,何以有此消息。繼乃知其對此三案無法再作辯解,故其特放……消息以混淆視聽,使閱者以為其真另有事實,以疑我在總理誕辰所說為不確也。其實他決不敢再制造曲解或另作辯明也。”話這么說,他心里并不踏實。“《熱風》事件”余溫尚存,如果中共再借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之機將當時的原始檔案公布,豈不證實了郭增愷的說法?所以第二天,即11月19日,蔣介石便緊急召見劉乙光,要其通知張學良“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并且“再三”囑咐要張學良“真實寫來”。這里的“真實寫來”四字,與其說是提醒,毋寧說是暗示。至此,我們對蔣經國為什么要編造謊言,說張學良“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寫了一本西安事變反省錄”也就不以難理解。如果此一說法能夠讓人相信,不論是已經發生的“《熱風》事件”,還是中共再就西安事變“發表當時事實”,其可信度都要大打折扣。

        綜上所述,蔣介石當時面臨的主要問題,并非為撰寫《蘇俄在中國》尋找資料,而是設法維護其在《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及《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中編造的謊言。換言之,他當時讓張學良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表面上看是讓其交代“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實則是想借此讓張學良幫其維護謊言。而大陸方面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和西安事變20周年,特別是可能借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之機公布西安事變的原始檔案,則是促使蔣介石將此舉付諸實施的直接動因。

        三、張學良在稟函中對西安事變的敘述

        現在我們將眼光轉向《西安事變反省錄》的早期版本,即張學良致蔣介石的三封稟函草稿,看看張學良是如何敘述西安事變的。在張學良所上蔣介石的三封稟函中,以第一封最為重要。該函除開頭引言部分外,共有4章17節。其中開頭部分寫道:

        總統鈞鑒:

        劉乙光同志轉下鈞示,令良將西安事變前后事實,寫一回憶呈閱。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無似。良本下決心,永世不談此事。所以無任何只字記載存留。而近年來,更不愿自尋苦惱,曾自勉連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聞斯命,準良將此歷史大事自白。欽佩鈞座之偉大,感激對良之高厚,起而自奮,決心完白坦述,上供鈞座之參考,下垂后人之昭戒。不過如今思來,但憑追憶,真不知從何下筆。即奉鈞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實以對,亦不能不具實以對,更不應不具實以對。(1)追憶往事,皆在廿年以上者,百念叢涌而來,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則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東攀緣至西,由西又轉南北,而反把主題忘卻,又須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敘述有些雜亂。(2)不愿把良個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錄有關他人之事,但不說明,又不能追源某念、或某事、發生之由來也。(3)良少讀詩書,文筆拙劣,詞不能達意。又因心氣悲愴,語文多有不恭謹,或有形容詞用之過甚之處。總之此書,主旨在真實。良從來未向任何人吐錄(露),盡今日所能想到者,盡量掬誠呈述。

        數日來,反躬自問再四思維,如認為西安之變由于中國共產黨之宣煽,則不如說由于良之不學無術、魯莽孟浪,較為真確。禍首為誰?禍首則為我心,自當由良之個人說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果,整個事體發生之由來也。良不計顏面問題,坦白的先約略自我介紹,然后盡其能客觀的追述事實。

        上述內容至少有16處被修改過。值得注意的是,“準良將此歷史大事自白”一語中“歷史大事”四字原為“歷史公案”,也就是說,在張學良的潛意識里,西安事變是一樁歷史公案。

        第一章為“個人秉性”,共包括五小節,前三節無標題。(甲)主要寫自己少年喪母,素少庭訓的家庭悲劇,以及未及弱冠,出掌戎旅,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握大權的早年經歷,并借古人“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一語,為自己的悲劇人生定下基調。(乙)主要寫以小聰明和良心直覺處事接物的行為方式和熱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無義的個人性格。(丙)主要寫自己過度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弱點,即不審遠近厚薄之義,對失敗者更時生憐惜之心、化敵為友之念。(丁)“痛恨日本對華之侵略”。主要寫由于日本侵略造成的家仇國恨,以及因自力不足、國力不強,以致對國事問題時生幻想的外在因素。全信各節自此始有標題。(戊)“厭惡內戰”。主要寫自己因目睹長年內戰造成的滿目瘡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殘殺,而有為有志之青年多為犧牲,大傷國家元氣引起的逆反及懺悔心理,以及由此引發的國家必須統一,全國互相握手,一致對外的國家觀念。

        張、楊發動西安事變屬于以下犯上,與中國傳統的上下尊卑觀念明顯相悖。所以張學良在分析“個人秉性”時從幼年喪母的家庭悲劇寫起,然后轉入個人稟賦,最后以家仇國恨、團結御侮收尾,不蔓不枝,一氣呵成。本章有六處被修改過,全部是文字方面的糾錯和推敲。

        第二章為“遠因”。包括三小節,其中與中共直接相關的是(乙)(丙)兩節。(甲)“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西安事變是用非常手段逼迫蔣介石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對外,抵抗日本侵略,所以本節呼應上章(丁)(戊)兩節內容,主要圍繞“為將來抗日作預伏工作”展開。(乙)“對共產黨人不正確之觀感”。張學良明確指出:“良對共產黨殊少研究和認識。”接著呼應上章(丙)節內容,主要介紹了昔年在北平和武漢時期因審問被捕共產黨人及閱讀其供狀后在情感及思想上引起的共鳴。(丙)“伏下之禍因”。主要介紹了當年李杜為途經蘇聯返回北滿抗日時與中共建立的聯系,強調“此為后來交結中國共產黨之線索也”。

        在此,張學良有意略去了在武漢時期學習唯物論辯證法的經過,以及李杜護送毛澤東的兩個兒子經巴黎轉往莫斯科的情況。本章共修改25處,其中“此為后來交結中國共產黨之線索也”一語中的“中國”是后來補入的。

        第三章為“近因”,包括兩節內容。(甲)“蒿目時艱,憂心如搗,友朋責勉,熱血沸騰”。主要寫國民黨五大前后張學良在南京目睹各種情況后在心情上所受的重大刺激,如友朋諷勸,前輩建言,少壯責怪,孫鳳鳴刺汪,以及黨內紛爭。(乙)“剿匪失利,羞忿交織,進退維谷,彷徨無策”。主要寫東北軍在陜北“圍剿”紅軍時第100師和第109師遭殲后在其思想上造成的刺激:“兩次慘敗,使良心中倍增苦痛,更加深良素認為因內戰而犧牲優秀將才之可惜。并對共匪戰斗力,不為輕視。遂觸動用和平辦法解決共匪之念生焉。”

        本章共修改25處,其中第二節“真使良傷心萬分”一語,原為“真使良號天無路,能向何人剖述乎。曾幾度動自裁剖腹自白之念”,再改為“真使良號天無路,能向何人剖述乎。曾幾度有過剖腹自白之感”,最后才改為“真使良傷心萬分”。

        第四章為“同中國共產黨勾結之經過和事實”,共七節,其中又以第一節、第二節和第八節最為重要。(甲)“有所憂患,不得其正”。主要寫當時中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口號在東北軍中產生的影響,坦承聯共抗日方針“雖然策出于他人,但實有動于我心”。(乙)“會見周恩來,大錯鑄成”。主要寫1936年4月在延安與周恩來的會面經過及所達成的十項協議,公開承認:“良先則震于李、周之膽壯,敢只身來我軍中。再則驚于周恩來之才干,所談一切,良實被其折服。”(丙)“所望未遂,倍增苦悶”。主要寫與周恩來會面后屢次尋找機會向蔣介石匯報此事而不得的經過。(丁)“有所忿懥,不得其正”。主要寫當時遇到的各種不順心之事。在此張學良頗為動氣地寫道,“良自念歸國以來,一秉忠誠,處處為國家,為領袖,從未計及個人利害……本早已對中央數同志,懷有不滿,因之更加忿懥,加深必須設法實現良之幻想”,即促請政府登用賢哲,容納中共,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并表示“自認此念純潔,遂力下決心,甘愿犧牲一切,不達目的不止”。(戊)“楊虎城”。因劉乙光在傳達蔣介石的指示時,曾提到蔣特別詢問楊虎城與西安事變的關系,所以張學良專門以一節的篇幅來回答。在此他開宗明義指出:“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同時指出,“促成事變,彼亦藏有惡緣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率先提出武裝劫持蔣介石的主張。(己)“共產黨關系之發展”。主要寫東北軍與紅軍停戰、劃分防區及中共在西安設立代表處及外圍組織救國會、學聯會等情況。(庚)“西安變謀,事前與共產黨無關”。在此他明確指出:“謀變事前,并未同共黨商討。”只是在事發之后才與中共聯系的,原因是“事發之后良一觀查,傷感后悔萬分,痛部下之無能,驚楊虎城部之無紀律。自悔孟浪……徬(彷)徨束手,問策無人。除成立兩委員會外,立即電請周恩來到西安,共商決策。”

        按照正常情況,故事應該進入高潮了,但張學良卻戛然而止。其借口是“其后之事,鈞座已知之詳矣。恕良實不忍再述西安當時之事”。實際上是因為蔣介石已經有《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在先,張學良既不愿揭穿蔣介石制造的謊言,也不愿幫其作偽證,于是來了個“三十六計,走為上”。隨后筆鋒一轉,對當年的一個流言予以澄清,即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本來是準備取而代之的,“一見各方聲討,方恭送鈞座回京”。

        之后,張學良以悔過的口吻寫道:

        良立志救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計,圖謀抗日,自己之血反而未得灑至中日戰場上一點一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坐收其利者,反為共產黨耳……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張學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良鄭重聲明,非有絲毫委罪于天之意。因迴(回)思再三,微小如良者,個人一念之差,而能引起如此之大乎?心哉!心哉!其力如斯乎!后之人,安可不戒慎也。

        在此,表面看張學良在懺悔,實際上他卻回避了當時是否閱讀過蔣介石的日記,蔣回京是否與西安方面有交易,以及蔣在西安機場是否發表過《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這些最為敏感的問題。

        在本章中,張學良對自己曾主動要求加入中共一事只字未提,對在西安事變中何時通知中共方面也未說實話。本章共修改128處。

        總的看來,張學良在本章中轉折太突然,收尾太倉促。自“西安變謀,事前與共產黨無關”至落款,直接收筆,既無承轉,亦無總結,甚至連段落也沒劃分。看來屬臨時起意,腹稿諒非如此。

        當張學良將寫好的第一封稟函給劉乙光看時,劉當時就不客氣地指出,蔣介石曾明確讓他告訴張“寫至離陜時為止”,他認為張學良的稟函“缺乏事變后詳細述說”。但張學良仍以“關于那時之事總統知之詳矣,余實不忍再回憶錄寫”為由來搪塞,不過表示,“如總統指示,余當詳為述寫單一章”。為此,張學良當天專門給蔣介石寫了第二封稟函,對此事進行解釋,其中寫道:“良補此書者,是惟恐鈞座對某一事件,良或漏書,或欠清楚,認為良有意規避。然內中也有諸事,盡力簡述,或覺于正題無關,或覺此時不當再為提起,并非有不錄真實之意也。”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蔣介石尚未說其在“有意規避”,張學良倒自己說先出來了。

        果然,12月10日劉乙光從臺北返回后,將送去的原件交回,并轉達蔣經國的指示:“應將西安事變一段續上”。此事讓張學良非常為難。他當天在日記中寫道:“余真不知如何下筆:不能不寫真實又不能不為長者諱,夜中未得好睡。”好在張學良腦子比較活,經過再四思量,當晚便確定了寫法,即“真而諱”。到12月14日,他便寫出“續函”,即第三封稟函草稿。此函草稿不分段,內容大致可分為四部分:(一)繼續推托。張學良在此信開頭寫道:“日昨,劉乙光同志返來,交還原件,囑良應完整敘述至離西安之日為止。此真使良為難萬分。良未寫事變當時之事,非有他。實有不忍言者:自愧行為,過于丑劣;再多關鈞座于(與)良個人者為多,實難下筆;而其中事實鈞座多已知之矣。鈞座已知之事,俯乞萬死,恕良不再為追述。”(二)補充第一封稟函中第四章(庚)節內容,包括:“決行強諫劫持之謀”形成的過程;西安事變后邀請周恩來的原因,其中除“良自覺良部及楊部之無能”外,增加了“南京方面之作法”;中共內部對解決西安事變的兩派主張及其決議案;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的“三位一體”機制,其中強調“萬一和平絕望,共黨決不袖手”;三方決議案,即“堅決實現八項要求;勿再使變動擴大,早日和平解決;所求得遂,擁護鈞座回京。同時,調動共黨軍隊,集中耀縣、三原,以備萬一。”最后是因蔣離陜自己與楊虎城的分歧與沖突。(三)強調自己與蔣介石的微妙關系:“良在當時之處境,和同鈞座之關系,十分微妙,真是前無之事。”怎么微妙,張學良欲言又止。(四)總結西安事變的教訓:“此事最重要處,是在當事者良之個人”,具體表現為:(1)滿腹憂患,膽大妄為,固執己見,不計利害。(2)對共黨無深刻之研究,無正確之認識。結論是:“西安事變最大之教訓是在我們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無強敵,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輪到研究共產黨的問題。”

        這封稟函修改83處。如在談到對中共理論的了解時原文為:“而對共匪之理論,認為違禁,認為不應當,所以不去研究,亦未曾打算去研究,所知者,僅其皮毛而已。”或許是感覺這句話太言不由衷,于是刪去其中的大部分內容后改為:“而對共匪之理論,僅知其皮毛而已。”再如談到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時原文為:“我們之宣傳,則本自己方面之主觀觀念,坐在辦公室中杜撰,不能對癥下藥,所以常鑿枘不入,不起作用也。”后改為:“我們之宣傳,多本主觀觀點,室中杜撰,不能對癥下藥,所以常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由此看來,張學良這封稟函寫得比較費力。

        值得注意的是,張學良在這封“續函”草稿中仍未提到西安事變期間是否閱讀過蔣介石的日記、雙方有無協議以及蔣介石在西安機場是否發表對張、楊的訓話等最為關鍵的問題。據說楊虎城1937年6月“出國考察”前在上海候船時,曾被蔣介石召赴牯嶺,蔣問楊出國后對西安事變的經過準備怎樣發言,楊答復,“必定依照委員長那本小冊子的記載”,這才被允準下山。現在看來張學良要比楊虎城“冥頑”得多。

        12月20日劉乙光從臺北回來后說,已將“續函”面呈蔣介石。當天早上蔣介石又將其召去,交給他郭增愷寫的《西安事變感言》的部分內容,要張學良出面駁斥,并要求將這些內容加入回憶錄中。蔣介石還讓劉乙光轉吿張學良:“他對共產黨已有進步,我甚安慰。他將來對革命還可以有供[貢]獻。這篇東西(指郭文——引者注)對我們倆都有關系,必須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外之意,張學良還有機會。

        筆者發現,蔣介石抄示的《郭增愷〈西安事變感言〉中的話》就在張學良檔案中,全部內容寫在四頁紙上,分兩段,計780余字,主要摘自《熱風》第34期《歷史不是用謊話寫成的》、第36期《宋子文的負債》和第37期《“我生則國死”》,這也是郭文中最具殺傷力的部分。蔣介石不顧顏面地把郭增愷罵自己的話都拿了出來,張學良再無后退的余地。當天他在日記中寫道:“郭為何人,余已忘記,要把他插入,甚難寫,弄的不三不四,必須把全文大為改纂。僅修改兩小段(因劉言需要甚急),另寫一張信和一駁文。”看來張學良是十分不情愿,但在退無可退的情況下,也無可奈何。

        張學良修改的這“兩小段”是什么呢?筆者在張學良檔案中發現三頁散亂的草稿,其中一頁上寫道:“良讀過鈞座日記之后深為疚悔,一則鈞座謀國之忠,良忝列僚屬,而不能洞鑒。二則鈞座抗日熱誠,有高于我等,不過因限于地位關系,不能如一般人之發言隨便,致使國人誤會。在他人則可,在良則不應如此,而良誠如鈞座所指責者,把握不堅,心志不定,致有不信任領袖,自愧萬分。但事已致(至)此,情形復雜,遂力下決心,早日得送鈞座回京,自愿請罪以振國法,以全領袖威望,刀鋸鼎鑊,在所不辭,既認為抗日目的可達,其他。”此頁有多處修改,上面有張學良用紅筆寫的“未用”二字。看來張學良費了半天工夫寫的這段話,最后還是不滿意,于是廢掉了。

        另兩頁上寫著兩段話,一段原為“我等讀過鈞座之日記”,后改為“我等既已看過鈞座之日記”,再改為“鈞座領導我等抗日,我等既已看過鈞座之日記,確知鈞座有抗日決心,并已應允準我等把其他意見”。另一段則寫道:“(良在該當時之處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對鈞座安全須要竭力照顧,而鈞座又從不假以詞色,總秉成仁之決心,責良無論是任何堂皇的請求,在威脅情形之下,決不應允,亦不同良等討論。對鈞座則如是,而對部屬及各方面又須竭力說服,以期勿再拖延擴大。而鈞座同良之關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讎讎,愛護期許則如骨肉,真是前無之事。”這段話也曾經反復修改。如起筆時原為“良屢向”,涂掉;再寫“所以”,再涂掉;又寫“(良屢”,又涂掉;最后才定為“(良在該當時之處境)”。再如“任何堂皇的請求”一語,原為“任何有理的請求”,看來張學良直到此時仍認為西安事變期間提出的請求是“有理”的。最后一語,原為“良處境”,涂掉;再改“而良同”,再涂掉;又改“而鈞座同良之關系更十分微妙”;最后才定為:“而鈞座同良之關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讎讎,愛護期許則如骨肉,真是前無之事。”相信張學良在撰寫這兩段話時,手邊一定放著《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其中“痛恨之有若讎讎,愛護期許則如骨肉”二語,在蔣介石去世后曾被作為挽聯相贈。這“兩小段”后來出現在蔣經國編整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和《〈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中。

        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張學良一方面把郭增愷大罵一通,一方面說明“在回憶錄文難將其人插入,茲僅就其胡說之處,針對加上,以證其無的之言”。同時“另寫一紙以駁之”。查張所寫《慨中國文人之無行》一文,不足300字,先把郭增愷大罵一通,然后寫道:“我等當年讀過蔣總統日記之后,追悔孟浪,不明領袖謀國苦衷,自認抗日之事已有著落,恭送蔣總統回京,自動請罪,說不到什么條件成交,更談不到見證,就是有見證的話,恐亦輪不到該郭增愷名下。”次日10時,張學良將修改過的“續函”、寫給蔣介石的信及“駁文”一并交給劉乙光,即刻送往臺北,并約好,“如認為不妥時彼先來一電話,以便準備再寫”。

        張學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為蔣介石作了偽證,但內心并不情愿,雖在公開場合不愿表態,但私下里還是說出了某些實情。據郭冠英講:“張曾對羅說二事:一未見蔣日記,一未識胡蝶。羅問與蔣有否協議?張不答。羅認為一定有,只是公布了有人會look bad。”另外,據說張學良在批駁郭增愷后,曾通過其在美國的經濟人伊雅格(James Carey Elder)贈給郭6100美元,這筆巨款是封口費、自我安慰費還是支付的酬金,不得而知。

        四、蔣經國對張學良稟函的編整

        前提及在張學良檔案中,收藏有一份《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因張學良在其內封上寫得明明白白:“四十六年五月十日劉乙光交來,系蔣總統囑經國修正過的原稿。”加上張在當時所記的兩本日記里都對此事有記載,所以筆者一直認為這份《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是蔣經國編整的。但張之宇在《張學良探微:晚年紀事》一書中將該文件視為張學良的手稿,言外之意,這份《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出自張學良之手。張之宇曾經幫張學良、趙一荻做過口述史,對張的手稿應該非常熟悉。這份《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究竟是蔣經國編整的還是出自張學良之手呢?這需要論證。

        張學良曾公開否認自己寫過《西安事變反省錄》。1990年3月16日他在接受唐德剛和郭冠英采訪時說:“我要宣布我沒有那個東西,甚么《反醒錄》(應為《反省錄》——引者注),沒有。”他只承認蔣介石當時在寫《蘇俄在中國》這本書,問他西安事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就回他這封信”。他還提到,該信的“先頭稍微改了一點”,即把信的開頭“去掉了”。他甚至指出大概是蔣經國改的,“把這去掉了,東西送回來了。他把前頭改了一點,也沒說我懺悔錄甚么的。他要干甚么的?把內容發表給政治部看。”同年4月20日,張學良在接受唐德剛和郭冠英采訪時兩次表示:“大概是黃笙榮把那信改了。讓我拿回來,我重新給他寫了。那稿子在我那。那時候拿了回去,他給發表了。”口述史最大的問題,一是當事人的回憶往往是有選擇性的,二是時隔多年容易記錯。前者可以稱之為有心之過,后者可以稱之為無心之失。張學良的回憶錄會不會存在這兩種情況呢?

        現存檔案資料支持張學良的說法。第一,1956年12月17日張學良所上應是“續函”,即第三封稟函,而不是《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前面提到過,蔣介石當時在日記中多次提到張學良“自述”“自述書”“自述函”“自述函件”“來函”“續函”,一次也未提到“反省錄”三字。第二,張學良上呈該函后,當天在日記中寫道:“下午老劉來告,潘先生有電話說蔣經國叫他明日去臺北,催我將該件寫好交他,他明早五點即去臺北。匆匆繕就,夜間交老劉矣。”《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共計9780余字,從下午接到通知到晚上抄完,就當時張學良的抄寫速度,不可能完成。因為1957年6月19日張學良專門測試過,他一天可以用鋼筆寫2000個楷字,寫2500個就感到十分吃力。

        既然1956年12月17日張學良上呈的是“續函”,這份《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是怎么來的呢?綜合各方面史料,不外兩種可能:第一,蔣介石命張學良按照其旨意將三封稟函編整而成。第二,蔣氏父子親自或找人替張學良編整。第一種情況可能性不太大。因為:(1)就其個性看,如果是張學良自己編整的,他后來不大可能公開否認這件事。(2)張學良當時沒時間將《西安事變反省錄》編整出來并抄寫一遍。1956年年尾,張學良接到蔣介石讓其撰寫自傳的指示后,于1957年元旦開始動手,到4月20日寫完,23日上呈,此即上文提到的《雜憶漫游隨錄》。劉乙光在臺北等到5月1日因為沒有音信才回到新竹,5月4日下午6點接到電話后又返回臺北,5月10日帶著《雜憶漫游隨錄》初稿和《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回到新竹。在這段時間里,張學良在重讀蔣介石的《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及其他著述。很明顯,張學良當時很難抽出時間來編整《西安事變反省錄》。(3)張學良在日記中對致蔣介石稟函的撰寫、上呈及《西安事變反省錄》的抄寫、再抄都有詳細記載,唯獨對編整《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無只字涉及。目前只能是第二種可能,即蔣氏父子親自或找人替張學良編整。這也是張本人的看法。

        現在我們來看看蔣經國是如何將張學良所上稟函編整為《西安事變反省錄》的。

        如果將《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與張學良的三封稟函草稿對勘,可以發現,《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系以張學良致蔣介石的第一封稟函為基礎,間采第三封稟函的部分內容編整而成,對第二封稟函,則只字未用。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改變稟函的體裁。從體裁上講,張學良的稟函原為書信體,有開頭有落款,口氣上是寫信人與收信人之間的雙向交流。稟函中凡提到蔣介石的地方,除極個別尊稱“領袖”外,其余一概尊稱(即空兩格或另抬頭)“鈞座”。經過蔣經國編整,稟函的開頭和落款均被刪除,增加了《西安事變反省錄》這一名稱,所有的“鈞座”都改成了“蔣公”。如此一來,原函就由書信體變成了帶有自述性的傳記體。原函中“如認為西安之變由于中國共產黨之宣煽,則不如說由于良之不學無術,魯莽孟浪,較為真確”一語,在編整為《西安事變反省錄》時并未刪去,抄好后才被用毛筆涂去,可能發覺整個句子沒有主語,遂在旁邊又加上“西安之變”四字,于是這句話就被改成“西安之變禍首為誰?”從“西安之變”四個字的筆跡看,這句話很可能是蔣介石親自改的。

        第二,將第一封稟函中的各章節名稱刪除,調整部分內容的順序,并將第三封稟函中的部分內容摘錄,使之融為一體。前面提到過,第一封稟函除開頭部分外,共有4章17節,編整后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不再分章節,共有29個自然段。各部分對應如下:

        第三,刪汰部分敏感及冗余內容。張學良原來所寫的三封稟函近11500字,經過編整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尚有9700余字,刪汰近1600字。其中除各章節名稱外,部分敏感內容亦被刪除。如在第二章第一節中,張學良曾論及自己與蔣介石之間的關系,其中寫道:“某日同車,鈞座現身說法,規戒(誡)良勿再事荒嬉。”其中“現身說法”一語,在《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中被刪去。蔣介石早年生活荒唐,后來為規戒(誡)張學良,可能會以自己的早年經歷為例,現身說法,但這畢竟不是什么好事,不值得宣揚,所以這四個字被刪去。

        又如在第四章第三節中,張學良曾談及與周恩來會見后屢次向蔣介石匯報此事而未能遂愿的經過,其中寫道:

        在會談之后,所慮者,惟恐鈞座不能納允。遂思待機,一俟鈞座快愉之時,委婉相陳……曾憶在京,某晨鈞座偕良同車至憲兵司令部舉行畢業典禮。良向鈞座陳述共產黨有投誠之意,當時鈞座未表示反對,并言你有辦法嗎?本擬乘時向鈞座直述,已同周恩來會面之事,不幸車抵憲兵司令部門前矣……爾后,反復再思,必須不顧一切,向鈞座痛陳。曾在某次火車中,憾顏相述,曾觸鈞座怒責于未顧,惜尚未盡其詞,而車已抵站,迎者至矣。

        經過編整,“一俟鈞座快愉之時”和“當時鈞座未表示反對”兩句被刪除。這可以理解。認可張學良“一俟鈞座快愉之時,委婉相陳”的說法,豈不是承認蔣介石在心情愉快之時才容易聽進意見?承認蔣介石對張學良接納中共的主張“未表示反對”,等于說蔣介石并不反對張學良與中共聯系。“曾觸鈞座怒責于未顧”一語,在《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抄完后又被涂掉了。其他無實質內容的冗余文字,也多被刪。

        第四,修改個別字詞及標點符號。與張學良所上稟函對勘,蔣經國在《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中對張學良所上稟函的部分字詞也作了修改。有些地方經過修改后變得更明白了。如張學良在第三章第一節中論及國民黨五大前后心情上所受的刺激時寫道:“少壯同志則責良不應同所謂親日者輩同流合污,共鳴沙糖焦土。”其中“共鳴沙糖焦土”六字很可能是一種方言,一般人很難明白其意思。這六個字在《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中被改成“沆瀣一氣”。可以說后者比原函更明白易懂。但有些地方明顯是改對為錯。如張學良在第三封稟函中總結國民黨失敗的教訓時寫道:“我們之宣傳,多本主觀觀點,室中杜撰,不能對癥下藥,所以常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在《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中這段話被改為:“我們之宣傳,多本主觀,空中杜撰,不能對癥下藥,所以常鑿柄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張學良的本意,是批評國民黨宣傳人員不深入基層,坐在辦公室中想當然,蔣經國等將“室中杜撰”改為“空中杜撰”后,原來的意思就變了。至于將“鑿枘不入”改為“鑿柄不入”,明顯是改對為錯。值得注意的是,張學良在后來手抄的兩份《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均沿襲了《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中的“鑿柄不入”這一錯誤用法。

        在使用標點符號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行文習慣。張學良撰稿,喜歡用逗號、句號,很少用分號,《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則將稟函草稿中的許多句號改成了分號。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的確并非出自張學良之手。毋庸諱言,《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在標點符號的使用上要比稟函草稿中更合理一些,但也有一些標點符號被修改后,原句的性質和功能就被改變了。

        順便指出,筆者在將張學良所上稟函草稿、蔣經國編整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張學良手抄上呈稿(即張鴻銘根據蔣經國檔案所發表者)和《希望》版《〈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對勘過程中意外發現,張學良保存的蔣經國編整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上,除被用毛筆涂改的兩處外,還至少有38處被修改過。如果估計不錯的話,這些都是張學良修改的,因為在其手抄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兩個版本中,都是按修改后的內容抄寫的。但在《希望》版《〈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中,相對應的文字大多與蔣經國編整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相同,部分內容與張學良上呈的稟函草稿相同,而與張學良修改后抄呈的《西安事變反省錄》不同。看來1964年《希望》雜志發表的《〈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是以蔣經國整編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為底本,參考張學良稟函原稿改成的。在此之前蔣經國已經將編整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交給張學良,張學良親筆抄寫上呈后,這份原稿就留在手里。由此可以推斷,蔣經國在將整編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原稿還給張學良時,自己還留有底稿。

        余論

        《西安事變反省錄》的出籠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前面講過,蔣介石讓張學良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讓其交代“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只是表面現象,真正目的是讓其出面反駁郭增愷,維護他在《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及《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中編造的謊言,同時防止大陸借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之機公布相關的原始檔案。現在我們從這幾個方面來檢視一下問題的解決情況。

        中共方面并沒有借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之機公布相關的原始檔案。真的像蔣介石說的那樣,“他決不敢再制造曲解或另作辯明”嗎?不是!中共方面沒有這方面的原始檔案嗎?更不是!1986年底出版的《周恩來選集》上冊和同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文獻和研究》第6期公布的有關西安事變原始檔案中,有兩份電報值得一提。

        一封是1936年12月24日周恩來和博古致中央書記處的電報,其中寫道:“(乙)今日蔣答復張:(子)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決離開西北。(丑)委托孔、宋為行政院正副院長,責孔、宋與張商組府名單。蔣決令何應欽出洋,朱紹良及中央人員離開陜甘。(寅)蔣先回京,后釋愛國七領袖。(卯)聯紅容共,蔣主張為對外,現在紅軍蘇區仍不變,經過張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合行動,改番號。(辰)蔣意開國民大會。(巳)他主張聯俄聯英美。”

        另一封是12月25日周恩來和博古致中央書記處的電報,其中包括中共代表團及張、楊與宋子文、宋美齡的談判結果,周恩來與蔣介石的見面情況及蔣介石離開西安前對張、楊說的話三項內容。其中與兩宋的談判結果包括:由孔祥熙和宋子文組織抗日政府,肅清親日派;撤兵并將胡宗南等中央軍調離西北;釋放愛國領袖;停止“剿共”,三個月后發動抗戰,紅軍更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開放政權,改組國民黨;分批釋放一切政治犯;共產黨公開;實行聯俄,與英、美、法聯絡;蔣回京后通電自責,并辭去行政院院長;中共支持宋抗日。周恩來與蔣介石會面時,蔣表示: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統一中國,受其指揮;由兩宋、張全權代表蔣與周解決一切;蔣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談判等。蔣臨行時對張、楊說的話是:“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后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

        這兩封電報內容證明,郭增愷在《一個還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一文中所說的全部是事實。如果中共方面在西安事變20周年之際將這兩封電報內容公之于世,將會使蔣介石極為難堪。難怪他在獲悉中共方面將就“西安事變發表當時事實”時那么緊張。當然,中共方面在30年后才披露了這兩封電報的內容,之所以這么做,并非為了蔣介石的面子,而是為了保護張學良,但這件事的確讓蔣介石虛驚一場。

        關于暗示張學良為其在《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及《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中編造的謊言作偽證一事,雖然張學良再三推托,但是當蔣介石將郭增愷罵自己的話抄示后,張學良便再無后退的余地。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張學良極不情愿地在第三封稟函中“修改兩小段”,具體說來,連標點符號算上也就170多字。但這已使蔣介石如獲至寶,先讓蔣經國編整,再讓張學良親手抄寫;又是“擬印發高級干部研究”,又是“擬給諸高級將領參考”。說到底,不外是盡最大努力,消除“《熱風》事件”在國民黨高層產生的消極影響。蔣經國及其手下則走得更遠,在利用《希望》雜志公開刊登失敗后,又將部分內容鉛印成冊,印發給國民黨十屆五中全會與會人士閱讀,他們甚至試圖篡改《西安事變反省錄》的撰寫時間,可謂用心良苦。

        蔣介石仍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繼續他在《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及《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中編造的部分謊言:“我當時就斷定這是張楊二逆受共匪欺詐,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國家以致命的一擊。所以張學良前來見我時,我就簡單明了的訓斥他說:‘無論其為個人利害,或國家安危,只有立即徹悟痛悔,送我回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為晚。’……直至第三日,他才含糊其詞,半勸半求的說出他們所共同議決的八項條件,并說只要我應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即親自送我回京。我乃對他說,無論你說得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余地。”“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面第一句話告訴他說:‘十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送我回京。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條件,托為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視我的人格,甚于我的生命,他決不勸我有違背素志的行為,他只愿與我同生死。過了三天,到了圣誕節二十五日下午我們終于無條件的脫險回京。”看來,這次蔣介石沒好意思再說張學良是在閱讀其日記后才改變態度,只是籠統地說“終于無條件的脫險回京”。蔣介石甚至在書中還采納了張學良的部分說法,寫道:“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且其事前,并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看來“《熱風》事件”和張學良的抗拒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總的看來,蔣介石雖然不得不作出某些讓步,但還是比較圓滿地解決了自己面臨的難題。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作者簡介

      姓名:郭雙林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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