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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關于農村政策問題”談話的幾點研究
      2020年01月17日 09:1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0期 作者:張學兵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張學兵,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北京 100080

        關鍵詞:鄧小平/ 包產到戶/ 農村改革/

        內容提要:1980年5月鄧小平“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是圍繞農村改革爭議正酣的背景下的產物,也是鄧小平關于包產到戶思想演變的一個合理結果。對談話的信息來源、傳達和貫徹情況以及談話中某些具體內容進行考辨、探究,是認知農村改革史的一個重要角度。回顧農村改革初期的爭議,可以看到,思想解放和體制變革過程中許多情勢并非“兩極化”,人物也非“臉譜化”。

       

        1980年5月31日,圍繞農村包產、包干到戶的爭議正酣之際,鄧小平發表談話,明確支持包產到戶和大包干。這次談話不限于農村問題,但其中涉及的農村問題影響最大,相關內容被冠以“關于農村政策問題”之名,整理成篇收入《鄧小平文選》,成為中國改革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獻,其意義在于“標志著包產到戶可能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突破口”①。

        一般來說,各類關于中國改革史的著述均會引述這篇談話,強調鄧小平在關鍵時刻對農村改革的支持和推動,同時這些著述大多又會提到談話并沒有解決相關爭議問題。例如,有著作說:“鄧小平的講話肯定了安徽的大膽試驗,對于打破一些人的僵化觀念,消除一些人的疑慮,穩定包產到戶和推動農村改革,無疑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爭論還在繼續。”②至于為什么沒有解決爭議,相關著述或者語焉不詳,或者不置一詞,甚至還存在表述矛盾。例如,有著作指出,“在這關鍵時刻,按照我們國家的慣例,需要有一位最高的權威來做出決斷。這位權威已由毛澤東變為三落三起的鄧小平。他在5月31日發表了《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重要講話”③。“最高的權威”說話了,卻又沒有解決爭議,這似乎有悖常情。

        進行歷史類比,或能引人思索。眾所周知,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一時間解決了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爭議,推動了市場經濟體制的部署和構建。同樣,1980年5月的談話,也是發表在關于包產、包干到戶姓“社”姓“資”之爭的關鍵時刻,雖然產生了積極影響,但是沒有能夠平息爭論。此后,爭議依然激烈,分歧并未和緩,包產、包干到戶直到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出臺才無可爭議地在中央政策中獲得認可,其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更是1983年之后的事情了。

        鑒于以上情況,本文試從歷史背景、思想脈絡、信息來源、傳達貫徹、內容考辨等方面,對鄧小平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進行分析,并由此引申,對當時圍繞爭議的一些人與事略作評述,希望能有助于理解復雜、真實的歷史,并且使我們感悟到思想解放和體制變革過程中許多情勢并非“兩極化”,人物也不是“臉譜化”。

        一、鄧小平談話的歷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結束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思想解放的推進和農村政策的落實,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民又一次悄悄搞起了各種形式的家庭承包經營,最初以安徽、四川、內蒙古等地最為典型④。在安徽,肥西縣的小井莊、鳳陽縣的小崗村分別以最早搞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而著稱,并在后來逐步被塑造成為新時期農村改革的兩個重要起源地⑤。

        包產到戶并非新事物,20世紀50年代農業合作化、集體化以來已然幾番起落,遭遇過多次政治批判和整頓糾正,但20余年間一直或隱或現,或此或彼,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包干到戶則幾乎首度出現,它不僅以農戶經營取代生產隊經營,更“把分配也包進去了”⑥,是對人民公社體制下的農村經營模式從內容到形式的徹底變革。

        盡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政治環境趨于寬松,經濟社會政策趨于務實,但對于包產、包干到戶,到底讓不讓搞,究竟姓“社”姓“資”,從高層到基層,從干部到群眾,認識不盡一致,行為時有齟齬⑦。搞包產、包干到戶的農民和支持包產、包干到戶的干部,從一開始就面對著關于包產到戶屬于資本主義的疑慮和指責,承受著壓力和風險。

        最早造成巨大影響的公開質疑,是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為題發表的甘肅讀者張浩來信和同時配發的編者按。文中認為包產到組動搖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制度,也就是動搖社會主義,要求已劃分作業組的“改正錯誤”。據當時人民日報社農村部主任李克林回憶,這篇文稿是“奉命搞的”,當時國家農委領導根據上邊指示,寫信給報社總編,要注意制止農村的分隊現象。編者按就是根據指示信改編的。⑧這對當時實行包產到組的農民造成了非常大的震動和擔心,對包產到組尚且如此,對包產到戶的壓力更不言而喻。

        盡管被質疑,而且有的地方也在“糾正”包產到組、到戶,但有的地方包產到戶卻逐漸從秘密走向公開,并不斷擴大范圍。例如安徽,到1979年底,全省近38萬個生產隊,實行包產到組的占22.9%,實行包干到組的占16.9%,實行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占10%⑨。這樣,爭議、批判開始直接圍繞包產到戶進行,進入1980年以后表現得尤其明顯和激烈。這可從兩個方面的情況窺見一斑。

        一個事情是,1980年初,《農村工作通訊》連續發表文章,批判包產到戶屬于“分田單干”,脫離社會主義方向,要求“必須糾正”⑩。《農村工作通訊》是國家農委主辦的刊物,在這上面發表反對包產到戶的文章,人們自然會聯想其“來頭”和“背景”,窺探某種“風向”,因而所造成的壓力和引起的擔憂可想而知。

        另一個事情發生在實行包產到戶比較典型的安徽。1980年初,給安徽農民包產到戶上了“戶口”的萬里,離開安徽赴中央任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工作。出人意料的是,他離開后,安徽的包產到戶出現了一些反復。從當年4月起,省委在幾個月內連續召開多次會議,省委一位主要領導批判包產到戶是“經濟主義”“機會主義”“工團主義”。他說,工團主義只顧眼前利益,主張“運動就是一切,主義是微不足道的,為了一個‘戈比’而斗爭”。“包產到戶雖然增產,但這不是方向,縣以上領導干部要保持清醒頭腦,不能只顧眼前利益,犯機會主義的錯誤。”甚至說遲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們的賬。在這些會議的影響下,全省農村改革的形勢驟然變冷,搞得人心惶惶。(11)

        正是在此背景下,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就農村包產到戶問題發表了意見。他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12)鄧小平明確表態支持包產到戶和大包干,并直接援引安徽肥西和鳳陽的材料作為論據,其影響自然是積極而深刻的。

        二、鄧小平關于包產到戶的思想脈絡

        鄧小平關于包產到戶的思想由來已久。60年代初,安徽、四川、廣西等地農村又一次興起包產到戶,引起廣泛關注,甚至成為階級斗爭調門提高的誘因之一。當時,鄧小平也對包產到戶表示了意見。1962年7月,他在一次談話中提到,有些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地方,現在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如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到田”等,以各種形式包產到戶的恐怕不只是20%。他希望大家出主意,找出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接著,他從寬泛的意義上提出一個初步意見,指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13)正如他自己所說,這些初步意見“以后可能不算數”,很快“三自一包”就遭到政治批判。

        鄧小平這次談話中的一些含蓄態度和立論方式,有些可以和改革年代作一些大歷史的關聯。例如,他雖然沒有明確支持包產到戶,但對此保持著一種相對開放、寬容、可討論、可試驗的態度。他含蓄地表示包產到戶也是一種可以采取的生產關系形式,但也強調了條件,如“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等,這或可理解為恢復國民經濟的具體背景下的特定方針和權宜之計。至于如包產到戶有無制度屬性、姓“社”還是姓“資”這樣的重大的政治意識形態問題,這次談話不曾涉及。最具長遠意義的,當是談話中說的“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在農村早期改革突破中具有決定意義,但能否做到,還需要一定的體制和社會環境保證,甚至還期待務實政治家、改革家關鍵時刻的支持。

        60年代鄧小平這篇“怎樣恢復農業生產”的談話,到70年代末之后,隨著時空環境的轉換,變得“算數”了,而且更豐富了。談話中的一些含蓄態度和立論方式,在改革年代的相關爭議中,也不時能聽到歷史的回聲。

        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曾有人提出過包產到戶問題。例如,會議討論中,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張香山提出包產到戶的問題:究竟什么是包產到戶?什么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生產資料所有制不變,又不剝削他人,包產到組或戶,這是不是資本主義?(14)于光遠回憶說,在文件沒有定稿前,有一天我聽說在胡喬木起草的農業文件中不但沒有寫進可以實行包產到戶,相反的把“兩個不許”寫進去了。(15)

        從這一情況看,鄧小平等領導人也可能通過會議簡報等形式,對討論中涉及的包產到戶有所知悉。不過,提出這一問題的,還是零星現象,整體上還不可能設想突破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承包經營。這應該是理解日后關于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爭議的一個基本的思想、政治和體制背景。

        進入1979年以后,包產到戶不斷為人所關注,也不斷成為一個從基層到高層的政策甚至政治議題。隨著決策角色和位次的轉換,鄧小平對包產到戶的問題,勢必更多地涉及,也更多地需要他表態。

        1979年3月的全國七省三縣農村工作座談會之后不久,華國鋒主持召開一次中央會議,鄧小平、李先念等出席。會上,華國鋒用他在湖南“三夏”搶收搶種必須互助、合作的事例來說,非集體化不可。鄧小平沒有就此表態,他說:貧困地區總得放寬政策。(16)

        1979年6月,在第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期間,萬里向鄧小平匯報說,安徽農村一些地方已經搞起包產到戶,但有人反對。鄧小平說: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實事求是干下去。(17)會議期間,萬里還就這個問題詢問陳云。陳云表示:“我舉雙手贊成。”(18)這兩次互動應該說帶有非正式的、私下交換意見的性質。由此看來,萬里在安徽能夠大膽放寬農村政策、支持農民包產到戶,除了自身的見識和膽識,鄧小平、陳云的態度應該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1980年1月31日,在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期間,中央政治局聽取了會議情況的匯報。華國鋒強調,已經搞了包產到戶的,要認真總結經驗,提高群眾覺悟,逐步引導他們組織起來。鄧小平沒有作明確表態。他說:對包產到戶這樣的大問題,事先沒有通氣,思想毫無準備,不好回答。他還重點講了世紀末實現小康的戰略問題。(19)

        4月2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萬里、姚依林、鄧力群談長期規劃問題。姚依林說: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農委同志建議如甘肅、內蒙古、貴州、云南等省,中央調給他們糧食很多,是國家很大的負擔。可不可以考慮,對這些地區,在政策上放得寬一點。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他們自己多想辦法,減少國家的負擔。鄧小平說:我贊成依林同志剛才講的意見。在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像西北、貴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20)

        接下來就是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發表著名的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講話。就在此次談話后不久,鄧小平還和杜潤生在一次會后談了話。他說:看來我們農村經濟的形式可以多樣化一點。像貧困地區過去不是有個包產到戶嗎,可以試試嘛!將來要改還可以改,先吃飽飯要緊。(21)

        回顧鄧小平改革年代關于包產到戶的思想脈絡,可以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大體上,他在非正式場合或者由他主導的談話場合,談及包產到戶似乎都比較直率,明確表示支持;但在比較正式的高層會議場合,似乎比較含蓄,很少直抒己見。這或許是一種委婉的回避爭論的態度,當然也不排除他對這個問題其實也還在思考之中。

        三、鄧小平談話的信息來源

        思考包產到戶問題,離不開各種信息和材料,就像一部著作提及的,鄧小平不僅多次聽取萬里等人對農村搞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情況的匯報,而且花了很多精力翻閱大量資料(22)。

        那么,鄧小平是如何得到,以及得到了哪些關于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信息和資料的呢?鑒于1980年5月31日談話中,鄧小平主要列舉了安徽的事例作為包產到戶、大包干實效的佐證,這里就對他如何知曉安徽農村改革的情況這一問題,嘗試作一些探討。

        首先,不得不說一下在1977年到1980年間主政安徽的萬里。萬里在歷史上與鄧小平工作淵源頗深,關系密切(23),他們之間“有至交,關系非同一般”(24)。遠的不說,1975年鄧小平主持整頓期間,萬里任鐵道部部長,對于恢復鐵路系統正常秩序作出了重要貢獻。正因此,1976年“批鄧”的時候,就曾要追查鄧與萬的所謂“黑關系”(25)。可以說,萬里是鄧小平比較熟悉和信賴的高級領導干部,雙方正式或非正式場合接觸比較多,匯報、交流工作自然比較方便、暢達。如前所述,1979年6月,萬里向鄧小平匯報安徽包產到戶問題。1980年4月,鄧小平在談長期規劃問題時,萬里也在座。萬里曾說:“虧了小平同志的支持,我從安徽回來多次向他匯報,他表示同意,可以試驗。出了成果之后,他公開表示支持。”(26)這表明,萬里主政安徽時獲得鄧小平的支持,鄧小平也通過萬里多次獲悉安徽包產到戶的情況。及至1980年后,萬里回京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全國農業工作,自然有更多的機會向鄧小平匯報或談及安徽。

        其次,各種會議及情況匯報,是鄧小平等領導人知悉安徽改革情況的公開和正式的渠道。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國家農委召開多次農村工作座談會,并在會議期間向中央領導同志匯報。例如,1979年3月,國家農委召開七省三縣農口干部座談會,與會的七省分別是廣東、湖南、江蘇、安徽、四川、河北、吉林,三縣分別是廣東博羅、安徽全椒、四川廣漢。會議進程中始終貫穿著關于責任制的爭論,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實行應當堅持什么原則,二是對包產到戶應當采取什么態度。(27)1980年初,國家農委召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其間圍繞包產到戶再次發生激辯。安徽農委副主任周曰禮作了題為《聯系產量責任制的強大生命力》的發言,為包產到戶辯護,講了兩個多小時。在講到包產到戶在貧困地區的作用更為顯著時,他重點列舉了3個例子,分別是肥西縣山南區、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來安縣玉明公社。(28)前已述及,此次會議期間,國家農委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匯報,鄧小平在座。值得指出的是,周曰禮列舉的肥西和鳳陽,均出現在了一年多以后鄧小平的談話中,這或許不只是一個巧合。

        再者,各類供領導參閱的內參文稿,是領導人獲悉信息的另一個重要渠道。關于安徽包產到戶的情況,通過內參渠道上達的,可以舉出幾個事例。例如,安徽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郭崇毅回憶說,1979年7月,他帶著自己撰寫的反映肥西縣包產到戶情況的《關于參觀肥西縣午季大豐收情況的報告》來到北京,找到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王耕今。后者及研究所認真地聽了他的陳述,收下報告,并答應代轉中央。很快一位姓陳的研究員告訴他:報告已送中央辦公廳,很受重視,趕快回省,再送一份給萬里同志。7月29日,他將調查報告送到省委。8月1日,農村政策研究室給報告加上贊賞性的按語,以《政策研究》18期印發上報。郭崇毅也比較委婉、含蓄地暗示鄧小平談話中提到的肥西縣搞包產到戶的情況,或許跟他的材料有一定關聯。(29)再如,1980年4月中旬,根據萬里的指示,新華社記者張廣友和吳象到安徽省的江淮地區農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寫下8篇共2萬多字的《江淮地區農村見聞》系列文章(30),在新華社的內部刊物上發表。其中,見聞之一寫道:“實行‘大包干’產量責任制一年大翻身的鳳陽縣,在嚴重不利的自然條件下,大部分地區夏季作物長勢也都比去年好……肥西縣是實行包產到戶比較早比較多(97%)的一個縣,去年夏季作物長勢之好在全省是數一數二的。”(31)這段話的寫作與鄧小平談話在時間上更為接近,在內容上也頗有重合之處。有文章認為,這篇報道對鄧小平的講話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據說該系列報道于當年5月27日至30日在專送中央領導參閱的內刊上連續刊發,每天早晨即送在京政治局委員閱讀。(32)這個判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上述關于鄧小平談話信息來源的分析,相當粗疏和籠統。這個問題非常復雜,關涉到高層決策的信息搜集、傳遞、處理以及反饋等一系列正式、非正式機制,既包含正式的信息傳遞渠道和程序,也離不開難以把握、難以言說的組織人事淵源。

        四、鄧小平談話的傳達和貫徹情況

        鄧小平的這篇談話,當時并沒有公開報道,到1983年《鄧小平文選(1975-1982)》出版時才公之于世,且最初是以內部征求意見的形式出現的。時任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后來回憶說,他在當年6月初見到過省委送來的鄧小平《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內部談話稿,并規定不許抄錄(33)。

        由此看來,這篇談話當時在社會上應該知悉面不廣,但在黨內的知悉面不能算小。當年6月19日,趙紫陽就當前農村政策問題致信萬里、胡耀邦。信中說,根據小平同志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指示,需要組織農業部門的干部和理論工作者相結合,深入不同類型的地區和社隊,對包產到戶問題作一些比較深入的調查和分析,爭取在今年秋后能夠形成一個中央文件,有個統一的、明確的說法,有領導地解決好這個問題。他還建議書記處討論一下這件事。(34)經杜潤生向胡耀邦建議,這封信轉發全黨(35)。信中并沒有詳述鄧小平談話的內容,但通過這封信,談話的精神應該廣為黨內所知了。

        (一)鄧小平的談話推動了地方的農村改革實踐

        在河南,1980年春,“聯產到勞”成為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主要形式,同時蘭考、虞城等縣包產到戶或大包干也大面積推行,因此引起激烈爭論。有人指責包產到戶是分田單干,“犯了方向性錯誤”,有的縣派工作組到農村“糾偏”。在爭論中,省委學習貫徹鄧小平關于支持安徽鳳陽等地實行包產到戶的講話精神,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并且明確提出,只要能促進生產發展,解決群眾溫飽問題,就符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從而肯定了河南農村出現的各種責任制形式。(36)

        在湖北,鄧小平的談話對省委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起了重大作用。1980年上半年,省委組織4個調查組對武昌、黃岡、鐘祥、利川4個縣實行責任制的情況進行調查。省委認為,位于邊遠山區、居住分散、甚至單家獨戶的農戶,可以從實際出發,在生產隊統一領導下實行包產到戶。8月,省委擴大會議肯定了生產責任制對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以這次會議為起點,湖北省先是貧困山區、后是平原丘陵地區,先是旱地、后是水田,先是農田、后是山林水面,先是包產到組、后是大包干,在全省廣泛地開始推行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37)

        在云南,1980年4月,省委傳達了全國編制長期規劃會議期間姚依林的講話。講話指出:鄧小平同意在農村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像西北、貴州、云南、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政策上要更寬一些,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7月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議,又決定在內地高寒、分散、貧瘠的山區、邊疆那些經濟文化基礎十分落后的1000萬人口的地區搞包產到戶。(38)這時,云南傳達的還是1980年4月鄧小平的談話內容,但從支持搞包產到戶這一點來講,鄧小平4月、5月兩次談話的精神是一致的。

        在安徽,情況更為生動。1980年8月,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對包產到戶形成“一邊倒”的批評,但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等少數人依然為包產到戶辯護。主持會議的省委第二書記顧卓新認為意見分歧大,不好進行會議總結,建議念一下鄧小平的談話,作為會議總結。值得注意的是,在會議上,王郁昭說,如果上級領導不同意搞包產到戶,那就請公開下命令進行糾正,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為下級,服從就是了。(39)王郁昭實際是“將”了省委主要領導一“軍”,其底氣何在?省委后來也沒有下命令“糾正”,其顧慮何在?顯然,鄧小平的談話是重要因素。

        (二)鄧小平的談話推動了中央關于包產、包干到戶政策的突破

        在前述趙紫陽的信中,他結合鄧小平談話精神,對包產到戶問題提出3點看法:“第一,在那些困難、落后的地方,可以包產到戶;第二,在那些生產比較正常、集體經濟搞得比較好的地方,原則上不搞包產到戶(至于社隊的副業生產和多種經營,可以包給專業組、專業戶、專業工);第三,現在有些集體經濟搞得比較好的地方也搞了包產到戶的,可先進行試驗,經過一段試驗看結果如何。”(40)

        經過農口干部和理論工作者的調研以及一些領導人的推動,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終于在中央政策上獲得了合法身份。1980年9月,中央召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后又轉發會議紀要《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該文件提出了差異化的政策,區分“一般地區”和“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的地區”,強調前一類地區“不要搞包產到戶”,而后一類地區則“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41)。

        這一重大突破,無疑是農民實踐推動的結果,是思想不斷解放的結果,是務實領導人不斷努力的結果,但從高層決策演變來看,更是貫徹鄧小平談話的結果。

        五、鄧小平談話的內容辨析

        鄧小平談話標志著農村改革的重要突破,卻沒有根本解決爭議,在此后具有標志意義的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還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并以“陽關道與獨木橋”之爭聞名于世。其間原因自然復雜。萬里曾回顧指出,鄧小平講話后,“情況有了好轉,但還是吵吵嚷嚷,全國性的爭論并沒有停止,有些反對的人手里掌著權,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42)。對于這個問題的組織、人事和權力背景,此處筆者不作涉及,只想通過對談話的一些具體內容進行辨析,從而認知這個問題的政策、思想和實踐背景。

        (一)鄧小平在什么意義上支持的包產到戶?

        說鄧小平談話支持搞包產到戶,這沒有錯,但還不夠。準確地說,他并不是在絕對意義上支持包產到戶,更不是提倡搞包產到戶,而是強調了條件即“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對于這一點,可以從1978年以來中央關于農村包產到戶政策突破的歷史脈絡中獲得進一步理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中明確指出:“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43)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對此稍有松動,提出“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44)。從表面上看,雖然禁止包產到戶的方針未有變化,但從“不許”到“不要”,語氣變得和緩了,多少有了點商量的余地。

        及至前文所說的1980年9月第一書記座談會,中央政策才有了真正突破,即在貧困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這些地方就是鄧小平所說的“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那么,如何判定這些地方呢?杜潤生在第一書記會上作說明時指出,可以搞包產到戶的是人均收入40元以下的最窮隊。這些生產隊60%左右分布在云、貴、豫、魯、甘、寧、蒙、閩、皖等9省(自治區),約占農村人口的20%。(45)

        1981年之后,這一差異化政策又被進一步量化與細化為三類:20%左右的最窮的社隊搞包產到戶;另有25%的先進社隊搞專業承包、聯產計酬;還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中間狀態的社隊推行統一經營、聯產到勞責任制。(46)這項政策,在當時農口部門以及農民中被戲稱為“切三刀”。它“基本上具有畫地為牢的性質”(47),因而很快就維持不住,被農民的實踐所突破,而中央則更進一步認可了農民的實踐,不再因區域位置和經濟條件設限,準許農民自由選擇,甚至于一些地方開始自上而下地推廣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隨之,包干到戶全面取代包產到戶,覆蓋絕大多數農村,幾乎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一刀切”。

        回顧這一政策轉變的脈絡,可以發現有最主要的兩個關節點:一個是正式承認貧困地區可以搞包產、包干到戶;另一個是尊重農民意愿,由其選擇是否搞包產、包干到戶。鄧小平的談話正處在第一個節點上,或者說是推動了第一個節點的形成,承認“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可以搞。那么,哪些地方適宜搞,在地方執行上就存在著彈性,也可能因為各自的環境和認識而各取所需,各執一詞。此外,當時爭議的焦點之一即包產到戶姓“社”姓“資”的問題,鄧小平的談話對此也沒有正面回答,因而導致圍繞這個問題的意識形態爭議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決。

        (二)鄧小平說的“大包干”是包干到戶嗎?

        許多著作以為鄧小平談話中的“大包干”,說的就是鳳陽小崗村搞的那種包干到戶。這恐怕不夠準確,大包干和包干到戶最初遠不是一回事。

        大包干的概念史別有意趣,可以說是農村人民公社化之后,經營核算主體變革的一個縮影。從名稱上講,大包干可以追溯至60年代初。當時要解決的一大問題,就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對生產隊經營權的限制和對生產隊財產的平調。1961年,河北省張家口地區第一書記胡開明在萬全縣郭磊莊村搞了“收益分配大包干”的試點,內容是“三包一獎”(即包工、包產、包投資,超產獎勵),繼而進一步把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此后,毛澤東采納了試點經驗,決定將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48)這個時候,大包干指的是包干到隊。

        70年代末,大包干的概念再次出現,不過,所針對的已非生產隊,而是其下的作業組,亦即包干到組。首先把包干到組稱為大包干的,是安徽省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1979年2月,他與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一道,來到鳳陽縣城南公社岳北生產隊調研那里正在實行的包產到組情況。當時,社員們計算包產包工和各種上繳的比例,算來算去,總算不清楚。有幾位老社員說,最好的辦法是,把產量包到組,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多少是組里的,既簡單又省事,一刀一個血口子,干部省心,社員放心。王郁昭、陳庭元覺得這個辦法好,同意他們這樣干,王郁昭還為其命名為“大包干”。(49)很快,“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個順口溜在鳳陽全縣流行。

        進入1980年之后,隨著小崗村的包干到戶由秘密走向公開,受其影響的地方逐步增多,引起的關注也越來越大,大包干也逐步從包干到組進一步下移為包干到戶,那句著名的順口溜,也逐步被用作包干到戶的專門俗稱了。隨著時間流轉以及包干到戶覆蓋絕大多數農村,人們逐漸習慣性地將大包干等同于包干到戶。然而,這在閱讀歷史文獻的時候,難免造成干擾,形成某些誤讀。

        那么鄧小平談話中所說的鳳陽大包干,究竟指的是包干到組,還是到戶呢?仔細分析來,他說的應該是包干到組,可從三方面看:

        第一,資料顯示,1979年鳳陽全縣共有3710個生產隊,實行大包干到組的有3098個,占生產隊總數的83.5%(50)。事實上,當年鳳陽的包干到組影響非常大。6月,赴鳳陽調研包干到組之后的萬里,派周曰禮等3人,會同滁縣地委辦公室主任陸子修等2人,赴鳳陽總結經驗,整理材料。因此,鳳陽縣大包干政策逐步走向條理化和理論化。8月8日,《安徽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鳳陽縣在農村實行“大包干”》。一時間,新聞界、文藝界和理論界的記者和專家、學者,云集鳳陽,參觀訪問。(51)可以說,鄧小平所說鳳陽“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正是對這一盛況的反映。

        第二,鄧小平談話是在1980年5月。揆諸常情,他所知悉的鳳陽大包干的材料應該要更早些,大致說的就是1979年初到1980年初的情況,這也正與他所說的“一年翻身”在時間上基本吻合。而在這一年中,小崗村的包干到戶尚處于秘密狀態,不愿也不敢為人所知。1980年1月,鳳陽縣委政策研究室在一份調研報告中寫道:“小崗生產隊包產到戶搞了一年,誰也不敢去總結它,更沒有人敢去宣傳它。在縣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爾出現小崗的例子,也都謹慎地被刪去了。”(52)正是在1980年1月初安徽全省農業工作會議期間,經由王郁昭,這份調研材料送交了萬里。萬里看后高興地說:“像看小說一樣,連看了兩遍。”很快,萬里就去了一趟小崗村。(53)此后,小崗村的情況才陸續公開,因此鄧小平所說鳳陽絕大多數地方搞了大包干,就不可能是說小崗村的這種包干到戶。

        第三,據筆者看到的材料,最遲到1980年7月,在行文中,“大包干”和“包干到戶”這兩個詞還不相通,而此時已是鄧小平談話兩個月之后了。例如,這年7月,安徽省委赴鳳陽調查組的一份調研報告中指出,“大包干”是一種過渡性形式,它或者過渡到在生產隊統一領導下,實行專業化分工協作的基礎上的包產到人,或者發展到“包干到戶”。報告強調,在鳳陽,由“大包干”到“包干到戶”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54)

        鄧小平所說“大包干”指的是包干到組,而非到戶,這或許也是在他談話后爭議依然存在的一個原因。對于反對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領導干部來說,鄧小平談到支持包產到戶,那么包產到戶就不便反對,但鄧小平并沒有支持搞包干到戶,那么反對包干到戶或許未嘗不可。例如,前面提到的在1980年6月初安徽省委領導召開的巢湖會議上,此時省委領導已見過鄧小平談話的內部稿,“在討論的時候,沒有人再明目張膽地反對包產到戶,但卻不大贊成大包干到戶。省委領導說,包產到戶還可以,因為還堅持五統一,還有統一分配,而大包干到戶則是兩包一腳蹬(踢),因此不同意包干到戶”(55)。

        六、不是“兩極化”,不能“臉譜化”

        在許多改革史著作和相關人士的回憶中,早期農村改革突破過程中的爭議和爭論,被描述得似乎針鋒相對,是非分明,勢不兩立。這里面有從特定視角看問題形成的“放大”效應,但研究者、回顧者有意無意地拔高一方,批評一方,也強化了這種印象。其實,在真實的歷史中,思想觀點有爭論,但非“兩極化”,相關人物有分歧,但非“臉譜化”。此處結合鄧小平后來的回顧,對當時圍繞包產、包干到戶的爭議進行幾點評析。

        第一,支持農民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領導干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具有不一般的政治智慧、勇氣和擔當。這應該是評判當時爭論、分歧的基點。萬里的一段回顧極其真實、傳神、深刻,道盡了其間的艱難與不凡。他說:“有些好心的同志向我反映說,有人批評我們既違背憲法,又違背黨的決定。怎么辦呢?我說,農民贊成,農民一定要搞,那只好硬著頭皮頂著吧,反正已經干了,就這樣子干吧。黨的決定說不要搞包產到戶,我不能公開表示反對,但我對他們說,是我同意你們干的,就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問題我來頂著。安徽那一段就是這種‘違法亂紀’的情況,實質上反映了農民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和已不適應的舊的上層建筑、舊的規章制度之間的矛盾。”(56)確實,盡管時代背景轉換了,也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思想武器,但歷史上包產到戶幾次遭到政治批判,牽涉到許多領導干部的政治命運和人生境遇,這在改革初期依然令人心有余悸。就像有論著所指出的,凡是農村改革搞得早搞得好的地方,大概都有一批不拍挨批坐牢的農民和一批不怕撤職挨整的干部,有一批“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暗暗支持或公開支持的領導(57)。因此,面對新一輪包產到戶的興起,這一批默認、容忍、支持包產到戶的干部,是值得稱頌的。鄧小平就曾回顧說:“有兩個省帶頭,一個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鄉;一個是安徽省,那時候是萬里同志主持。”(58)他還曾指出,中國的改革始于農村,農村的改革始于安徽,萬里同志是有功的(59)。這里,萬里可以被視作當時從高層到基層一批干部的典型和代表。

        第二,對包產到戶認識的轉變過程是一個連續的譜系。前已述及,關于包產到戶的政策和認識轉變,有兩個關節點,一為是否允許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二為是否允許農民自主選擇經營方式。從更大的背景看,農村改革最初的一個重大突破,就是結束搞窮過渡的學大寨運動(60)。認識的轉變是艱難的。就像萬里1981年3月在農業部黨組會議上講的,“‘左’的思想在我們同志的頭腦里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里不是有無之分,而是多少之分”(61)。因此,從認識上講,關于包產到戶的轉變,可構成一個譜系,很多領導干部處在這個譜系的不同位置,轉變中存在著先與后之分、遲與速之分、多與少之分。一些不太贊成、不大認可大面積搞包產到戶的領導,后來大多轉變了認識。(62)例如,陸子修回憶說,“1980年萬里同志離開安徽,張勁夫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期間,聯產承包責任制出現了波折。勁夫同志屬認識問題,后來他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評”(63)。在張勁夫去世后新華社播發的生平中,則明確指出:“他不斷清除‘左’的思想,大力推進農村改革,繼續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64)這是一種比較典型的情形。鄧小平后來曾回顧說:“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開始搞并不踴躍呀,好多人在看。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有許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嘴里不說,心里想不通,行動上就拖,有的頂了兩年,我們等待”。(65)在農村改革中,中央本著一條原則處理人的問題,即對包產到戶的態度,只當作認識問題來對待,而且認為認識是可以變化的。為此而被調離原地的領導人并不影響繼續工作,有的還成了國家領導人,在地縣一級大致也如此。(66)

        第三,一些一度不太贊成大面積搞包產到戶者的認識,其實也觸及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例如,張勁夫到任安徽后,跑遍所有地、市、縣,去了一些貧困的地方,特別像臨泉這樣人口多的大縣。后來他向財政部要了一筆錢,作為解決臨泉群眾生活困難的專款。他在安徽講過兩句話:“農民光靠一畝三分地富不起來”,“安徽光靠一把米富不起來”。第一句強調的是農業要搞多種經營,第二句強調的是要大力發展工業。(67)在黑龍江,楊易辰一開始也不大贊成大面積推廣包產到戶。他認為,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搞一個模式。有的地方搞包產到戶、包產到組,是適合那里情況的,是對的,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就不一定適合。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如果不從我們那里的特點出發,去搞劃隊型、包產到組、包產到戶,那我們就將失去我們的優勢。他強調的是東北土地面積大、機械化程度特別高這個地域特征。(68)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不一定構成反對包產到戶的理由,但在包產到戶普及后,這些問題依然是需要關注、應對和解決的。從這一角度出發而提出的問題,其實在鄧小平的談話中也有勾畫和設想,因本文主題所限,就不再贅述了。

       

        注釋:

        ①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5頁。

        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國改革開放史》,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9頁。

        ③吳象:《中國農村改革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3頁。

        ④該三省區當時的第一書記分別是萬里、趙紫陽、周惠,他們以開明、務實態度,默認、支持當地農民進行各種生產責任制的探索,這在當時比較典型,頗有影響。因此,一度流行著“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諺。胡耀邦也曾經說:“包產到戶,萬里第一,趙紫陽第二,周惠是第三。”參見余國耀等:《中國農民命運大轉折——農村改革決策紀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59頁。

        ⑤小井莊和小崗村已經分別建立了包產到戶紀念館和大包干紀念館。其實,各種資料表明,搞包產、包干到戶的農村,小井莊和小崗村都未必最早。用一句俗語來形容就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在嚴格的實證意義上,哪個地方最早的問題或許根本說不清楚,因為在20余年的農業合作化、集體化歷程中,有的地方一直在秘密搞著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參見范曉春:《改革開放前的包產到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

        ⑥《杜潤生文集(1980-1998)》(上),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年,第58頁。

        ⑦對于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可以迅速幫助貧困地區增加糧食產量這一點,其實無異議。因此,爭論雖然激烈,但其間邏輯卻比較簡單,即“干部要方向,社員要產量”,“干部怕錯,農民怕餓”。轉引自陳吉元等主編:《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變遷(1949-1989)》,山西經濟出版社,1993年,第482頁。

        ⑧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22頁。

        ⑨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新時期農村的變革(安徽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第7-8頁。

        ⑩印存棟:《分田單干必須糾正》,《農村工作通訊》1980年第2期;劉必堅:《包產到戶是否堅持了公有制和按勞分配》,《農村工作通訊》1980年第3期。

        (11)吳象:《中國農村改革實錄》,第152頁。

        (1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5頁。

        (13)《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頁。

        (14)轉引自韓鋼:《艱難的轉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會議的農業議題》,《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9期。

        (15)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后》,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63頁。

        (16)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第106-107頁。

        (1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531頁。

        (18)《陳云年譜(1905-1995)》(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48頁。

        (19)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259-260頁。

        (2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15-616頁;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第115頁。

        (21)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第116頁。

        (22)當代中國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132頁。

        (23)參與《萬里文選》編輯工作的趙樹凱先生回憶說,在文選編輯工作臨近結束時,萬里宴請編輯組成員。在交談中,萬里特別講到,關于談鄧小平同志的那篇文稿,他決定還是不收到文選里去了。這篇文稿在內容中系統地介紹了他與鄧小平長達半個世紀的交往。參見趙樹凱:《農民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66-67頁。

        (24)田紀云:《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486頁。

        (25)張廣友:《風云萬里》,新華出版社,2007年,第98頁。

        (26)轉引自趙樹凱:《農民的政治》,第94頁。

        (27)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84頁。

        (28)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256-259頁;中共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編:《安徽省農業生產責任制——資料選編》,內部資料,1983年,第52-53頁。

        (29)郭崇毅:《我是怎樣參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全國政協等編:《農村改革風云實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95-197頁。

        (30)這8篇系列見聞分別是:《生產形勢很好群眾生活穩定》《聯產責任制威力大》《包產到戶對改變窮隊面貌有明顯作用》《富隊包產到戶增產效果也比較顯著》《群眾為什么喜歡包產到戶》《關鍵在于加強領導》《有關包產到戶的幾個認識問題》《包產到戶是不是權宜之計》。

        (31)張廣友:《陽關道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頁。

        (32)中共肥西縣委黨史研究室編印:《中國農村改革發端——安徽肥西山南小井莊》,內部資料,第71頁。

        (33)王郁昭:《往事回眸與思考》,中國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216頁。

        (34)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934頁。

        (35)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第116頁。

        (36)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新時期農村的變革(河南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4-5頁。

        (37)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新時期農村的變革(湖北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3頁。

        (38)中共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新時期農村的變革(云南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第3頁。

        (39)王郁昭:《往事回眸與思考》,第219-220頁。

        (40)《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第934頁。

        (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新時期農業和農業工作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60頁。

        (42)張廣友、韓鋼整理:《萬里談農村改革是怎么搞起來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

        (43)國家體改委辦公廳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體制改革重要文獻匯編》上冊,改革出版社,1990年,第81頁。

        (44)《新時期農業和農業工作重要文獻選編》,第33頁。

        (45)《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第929頁。

        (46)《杜潤生文集(1980-1998)》(上),第22頁。

        (47)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2-293頁。

        (48)歐遠方:《開明的胡開明》,全國政協等編:《農村改革風云實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63-164頁;張萬德:《胡開明在郭磊莊搞分配“大包干”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萬全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萬全文史資料》,第6輯,2002年,第10-14頁。

        (49)陸子修:《新世紀“三農”沉思錄》,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7頁;王郁昭:《往事回眸與思考》,第184-185頁。

        (50)陳吉元等主編:《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變遷(1949-1989)》,第481頁。

        (51)張廣友:《風云萬里》,新華出版社,2007年,第176頁。

        (52)鳳陽縣委政研室:《政策放寬窮隊翻身——小崗生產隊實行大包干到戶的變化》,中共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編:《安徽省農業生產責任制——資料選編》,第210頁。按,這篇調研報告在不同的地方,似乎還有其他不同的名稱,如在王郁昭等人的回憶中都稱為《一劑不可少的補藥——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包干到戶的調查》,而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于1981年編的《包產到戶資料》第2輯中則稱為《令人深思的小崗生產隊——窮隊實行大包干到戶的變化》。

        (53)王郁昭:《往事回眸與思考》,第195、206頁。

        (54)安徽省委赴鳳陽調查組:《“大包干”的成效、做法和問題——鳳陽縣農業實行生產責任制的調查報告》,中共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編:《安徽省農業生產責任制——資料選編》,第198頁。

        (55)王郁昭:《往事回眸與思考》,第216頁。

        (56)張廣友、韓鋼整理:《萬里談農村改革是怎么搞起來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

        (57)余國耀等:《中國農民命運大轉折——農村改革決策紀實》,第35頁。

        (5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8頁。

        (59)張廣友、丁龍嘉:《萬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227頁。

        (60)萬里在回顧農村早期改革突破時指出,這期間同“左”的錯誤作斗爭,大致有三個回合,分別是“突破大寨的框框,堅持以生產為中心”,“突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實行聯產計酬,包產到組”,“突破‘不許包產到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農民充分的自主權”。參見張廣友、韓鋼整理:《萬里談農村改革是怎么搞起來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這一分析也是有見地、有啟發的。

        (61)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萬里論著編輯組:《萬里論農村改革與發展》,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114頁。

        (62)當然有個別的情況,也頗有異趣。例如,農業部有一位反對包產到戶的副部長,曾被萬里批評說,“實踐的東西,理論的東西,實踐和理論結合的東西,都說服不了他”,直到晚年都沒有改變。他反對包產到戶,被認為是“一種政治信仰的力量”。參見趙樹凱:《懂農業與懂農民》,《中國發展觀察》2018年第12期。

        (63)陸子修口述:《安徽農村改革的興起》,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安徽農村改革口述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147頁。

        (64)新華社:《張勁夫同志生平》,《人民日報》2015年8月7日。

        (6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367頁。

        (66)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第131頁。

        (67)張勁夫編:《嚶鳴·友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第134、141頁。

        (68)《楊易辰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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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張學兵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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