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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緣起 ——聚焦于新中國“一五時期”后毛澤東的艱難探索
      2020年01月13日 14:17 來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作者:徐俊忠 鄧琴林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徐俊忠(1956- ),男,廣東汕頭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馬克思、毛澤東思想研究,廣東 廣州 510275;鄧琴林,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暨哲學系,廣東 廣州510275

        關鍵詞:毛澤東研究/ 改革開放緣起/ “一五時期”  study on Mao Zedong/ the origi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period/

        內容提要: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緣起,在于毛澤東“一五時期”后的持續探索。探討以反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教條主義為先導,深入思考關于“虛君共和”改革何以必要,關于“企業自主權”如何有效實現,關于“學會以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以及關于積極發展對外經貿、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與設備、學習借鑒先進文化等等。內容所及都屬后來改革開放的重大問題。探索是對于“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求解,也是對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偉大探索,成為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思想資源。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如何言說改革開放,既關乎中國政治的大局,也關乎影響人們政治態度的歷史評價和歷史觀。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尤其要反對由“兩個三十年”相互對立的錯誤史觀而引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事實上,改革開放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而成為新中國一個時代性的標志,但這并不意味著關于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思想和經驗,僅僅開始于十一屆三中全會。本文著眼于歷史與文獻,考察開始于對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踐的反思,毛澤東關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必須反對教條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和對外開放的一系列思想與經驗,較為全面地揭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思想與經驗的歷史緣起,從而確立起毛澤東對于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開放的應有歷史地位。

        一 反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教條主義”,努力探索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

        中國是從1949年建立新中國后,不斷走向社會主義的。然而,由于人們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缺乏必要的經驗積累與基于經驗的理性認識,于是在實踐中,出現了對社會主義蘇聯模式的過度模仿,甚至在許多方面簡單地“照搬照套”,由此引發許多不適應中國國情甚至背離社會主義應有價值的制度、政策與實際做法。因此,改革勢必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建立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和經濟制度后的一種改進性的必然選擇。

        這種選擇的實際提出,一開始是以批評對于“社會主義蘇聯模式”的教條主義態度出現的。其中重要的推動性因素與地方部分省市領導不滿中央實行過于集中的管理體制、束縛各地積極性有關,但明確提出反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教條主義,并由此引導出積極性、建設性因素的,主要來自毛澤東。

        毛澤東批評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教條主義,開始于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過程。1953年初,他針對正在探索中的農業合作化指出:“中國不一定仿照蘇聯的做法。”①“斯大林建議我們在土改中要保留富農,為的是不要影響農業生產。我們發展農業生產并不依靠富農,而是依靠農民的互助合作。”②在談到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時,他認為,蘇聯那種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無償收歸國有的辦法,“不見得完全好,生產低落,資產階級進行破壞”。我們現在的辦法,付給資本家利潤,把資產階級養活起來,“不僅使資產階級不搞破壞,還要使他們的生產增長”③。對于各級領導機制,毛澤東更是認為,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向來實行的“集體領導”制度,反對蘇聯的“一長制”。認為“集體領導是我們這一類型的黨組織的最高原則,它能防止分散主義,它能防止黨內野心家的非法活動”④。集中反映和概括他這一時期對待蘇聯經驗的基本思想是:“要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但是不要認為什么都是外國的好。”⑤只有從國情實際和社會主義的應有基本價值出發,學習外國經驗才不會迷失方向。

        較為全面反思社會主義“蘇聯模式”的,主要開始于由“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所形成的特定政治氛圍。毛澤東認為,“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在國際上,捅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婁子,也揭開了蘇聯模式問題的“蓋子”。讓我們黨內的同志,尤其是黨內擁有決策權的高級干部看到,蘇聯也并非一切都是美好的。因此,對于蘇聯的經驗,既要有好壞的評價,也要有是否適合國情的考量。然而,中國畢竟是一個長期受到國際列強欺凌的落后國家,新中國的成立雖然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但舊中國跪著茍且偷生的歷史畢竟太長了,要開始獨立自主地處理國家的發展問題,許多人還顯得自信不夠和經驗缺乏。因此,借鑒延安經驗,發動一次批評“社會主義建設的教條主義”的教育,以解除廣大干部的思想桎梏,在毛澤東看來,就成為十分必要的舉措。為此,毛澤東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1)明確指出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了“教條主義”。毛澤東的基本估計是:“全國解放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工作、計劃工作、銀行工作和統計工作方面……教育方面搬得也相當厲害,……衛生工作也搬,……商業搬得少些……輕工業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也少些。社會主義革命和農業合作化未受教條主義影響。”⑥

        (2)分析產生這一教條主義傾向的原因。毛澤東認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教條主義,有其復雜的主客觀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重工業的設計、施工、安裝,自己都不行,沒有經驗,沒有專家,部長是外行,只好抄外國的,抄了也不會鑒別。這方面大部分正確,一部分不正確,是硬搬。”⑦第二,“我們對蘇聯和中國的情況都不了解。對蘇聯的經驗、情況、歷史發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學它們。”⑧第三,“精神上受到壓力。菩薩比人大好幾倍,是為了嚇人。戲臺上的英雄豪杰一出來,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這樣的人。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繼續當下去。”⑨這實際上指出,新中國的誕生并沒有自然而然地使人們確立起獨立自主的精神,在外國人面前,依然覺得事事不如人,出現照搬照抄的教條主義正是這種“精神上受到壓力”的體現。第四,“忘記了歷史經驗教訓。”毛澤東指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的教條主義教訓。教訓就是理論和實踐相脫離。”⑩他還指出,“學習蘇聯及其他外國的長處,這是一個原則。但是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11)

        (3)提出進行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偉大探索。毛澤東認為,切實克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教條主義,“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結合中國的革命與建設歷史,他指出:“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問題,我幾年前就開始考慮。先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考慮怎樣把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后來又在建設上考慮能否不用或少用蘇聯的拐杖,不像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搬蘇聯的一套,自己根據中國的國情,建設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該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像過去那樣迷信了。”(12)這段論述,有別于對教條主義的批評性否定,而是明確提出了積極性的主張:強調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需要認真進行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這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向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一個嚴肅而偉大的歷史性課題。

        (4)為更有效地推動馬列主義與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為內容的“第二次結合”,幫助黨內自覺地告別“教條主義”,1956年6月,中共中央重印延安時期毛澤東反對教條主義的三篇力作:《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并專門下發文件,號召全黨認真學習。文件指出,學習是“為了克服實際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列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13)等。

        毛澤東的上述努力,以反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教條主義傾向為先導,倡導思想解放,明確提出實現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要求等,為緊接著改革既有的經濟體制機制的探索和實踐做了輿論上的準備。

        二 明確提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體制機制改革

        總體而言,毛澤東所要進行的體制機制改革,目的是消除在教條主義濃重氛圍下,過度“模仿”甚至“照抄照搬”蘇聯經驗而形成的體制弊病,在于促進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實際相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使在中國實踐的社會主義既能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的應有價值,又能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進而促進各種創新與創造,促進國家工業化目標的早日實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較大提高。因此,這種改革是完善和創新社會主義制度的積極探索,而不是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背離。

        同時,這一“改革”是一種自覺的探索性實踐。“改革”是這一時期毛澤東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匯,以至于毛澤東把它與“建設”并列,作為標示黨所面臨的兩大基本任務的重要用語。他說,“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14)。又說,“為了達到建設新中國的目的……僅僅依靠我們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斗。”(15)這種用詞,正是他對于“改革”認識的高度自覺性的體現。

        從實際的歷史過程看,毛澤東當時發起的改革,可以說,關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廣泛領域。包括與經濟建設直接相關的諸多領域,也包括與經濟建設關系密切的教育領域、醫療衛生領域等等,甚至可以說,它蘊涵著再造社會主義體制機制的深遠意義。這里主要圍繞經濟建設領域的幾個方面加以說明。

        (1)以“虛君共和”為思路,努力破解“中央集權過多”的體制難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在經濟體制上的重要特征,就是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權。這種集權體制的形成,有著復雜的歷史原因。其中包括為破解資本主義國家對于新生社會主義政權的扼殺,需要形成便于社會動員的、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和機制。借助這種體制和機制,蘇聯實現了經濟建設和國家科技實力的跨越性發展,但也引發了嚴重的官僚主義,相當程度上抑制了地方的積極性。對于蘇聯經濟建設體制方面的利弊,毛澤東的認識是清醒的。因此,吸收蘇聯模式的優勢,對于中國這樣剛剛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多民族大國,不僅是實現有效的社會動員、維護國家政制統一所必需的,也是實現經濟上跨越性發展所必須的。問題在于如何才能在吸取這種優勢的同時,有效地克服它的弊病,進而創造出能夠激發“兩個積極性”的體制和機制。

        在這一問題的思考上,毛澤東有一段富有歷史縱深感和厚重感的論述:“歐洲的好處之一,是各國林立,各搞一套,使歐洲經濟發展較快。我國自秦以來形成大帝國,那時以后,少數時間是分裂、割據,多數時間保持統一局面。缺點之一是官僚主義,統治很嚴,控制太死,地方沒有獨立性,不能獨立發展,大家拖拖沓沓,懶懶散散,過一天算一天,經濟發展很慢。”(16)因此,他的基本認識是:“我們的國家這么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一點機動權也沒有。”(17)又說,“中央集權太多了,是束縛生產力的。……我是歷來主張‘虛君共和’的,中央要辦一些事,但是不要辦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辦,他們比我們辦得好,要相信他們。”(18)“虛君共和”由此成為毛澤東構建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配置的概括性形象表達。

        這一構想的基本思想,不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種基于利益對立之間的博弈,而是基于國家整體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相互促進型的權力配置。毛澤東指出,“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各地都要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這種特殊不是高崗的那種特殊,而是為了整體利益,為了加強全國統一所必要的特殊。”(19)兩個方面不是彼此對立,也不能顧此失彼,而是要相互協同,合理配置,以達到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更快更省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他針對實際存在的問題,特別指出“在現在地方缺少獨立性的時候,強調一下地方的獨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20)。并認為,“從全國整體利益出發的爭權,不是從本位利益出發的爭權,不能叫做地方主義”(21)。后來當改革受到來自中央有關部門的障礙時,毛澤東一再強調,“一切統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辦法”(22)。“現在就是不讓人家有積極性,上面管得死死的,妨礙生產力的發展,是反動的。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中央叫計劃制造工廠,只管虛,不管實,也管點實,少管一點實。”(23)這些論述,具體地反映出毛澤東對于改革中央高度集權的體制的基本思路和鮮明特點。

        (2)提出改革“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問題”,強調“企業自治權”的重要性。“虛君共和”的改革思路,主要屬于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配置問題,對于各地經濟與社會發展意義重大。而要激活經濟發展的活力,從根本上還需要進行另一種類型的改革,這就是政府向企業賦權的改革。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專門討論關于“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問題”。其中聚焦的是所謂“企業的獨立自主”問題。他說:“關于企業的獨立自主,列寧所說的獨立自主,應該搞到什么程度,請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業無非是兩類,一類是生產過程的企業,工業是廠礦,農業是生產合作社,一類是流通過程的企業,就是運輸業和商業。這些企業應當有怎樣一種獨立性呢?”(24)針對當時由于反對高崗對黨搞獨立王國,黨內普遍忌憚于獨立性問題的偏差,毛澤東特別指出:“如果因為反對獨立王國就把一切獨立自主都反掉了,沒有一點自主權了,那事情也很難辦。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25)后來,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進一步提出“企業自治權”的概念。他說:“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26),即“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對于企業的管理,既涉及政府的宏觀管理體制,更涉及企業是否被賦予“自治權”等問題。按照他當時的說法,就是所謂“體制下放、分級管理、企業自治權等”(27)。他以全民所有制企業為例指出,“在我們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門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區管,有的由地區管,有的由縣管。都是全民所有制,歸誰管,歸哪級管,只要一個積極性還是要兩個積極性,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是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要經常注意解決的很關重要的問題。”(28)對于“企業自治權”,他的表述是:“在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權”(29),并說,“有沒有這種自治權,對促進生產的發展,還是阻礙生產的發展,關系很大”(30)。又說:“我們管經濟工作的,有許多級。實際辦事的,只有在工廠里的同志們,其他人沒有實際去做,是在紙面上工作。這個問題很大。”(31)因此,企業如果沒有必要的獨立權能,以及基于這種獨立性所要求的體制機制,不僅會助長政府的官僚主義和瞎指揮,更會窒息企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毛澤東的這種思考沿著如何才能激發社會主義企業發展內生力的方向,雖然它沒有達到要賦予企業獨立法人地位的地步,但它的展示,打開了如何處理政府與企業之間關系的一個方向性的重要維度。

        (3)提出改變“按行政方法管理經濟的辦法”的要求。按“行政方法管理經濟”對于中國來說,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一般而言,任何制度下,政府始終是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不同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為了消除經濟發展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克服資本主義經濟那種依靠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去實現經濟平衡的方式,更多地借助政府的有形之手,對經濟發展施以更加直接的干預。然而,直接導致毛澤東提出改變“按行政方法管理經濟的辦法”要求的,主要是國家在經歷“三年經濟困難”后,經濟管理上重新出現過于強勢的行政干預。包括中央政府過多地收回前一階段試行“虛君共和”改革過程中下放于地方的企業和高校、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的管理權,以及其他不按經濟發展規律要求的行政強制。

        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提出,首先針對工業交通行業。1964年1月7日,毛澤東聽取了薄一波關于剛剛結束的全國工業交通會議情況的匯報。他明確要求:“要學會按照經濟辦法改進工業管理體制”(32),并指出:“目前這種按行政方法管理經濟的辦法,不好,要改。比如說,企業里用了那么多人,干什么!人是要吃飯的,要消耗的,不像孫猴子,吃鐵砂,拉鐵屎。用那么多人,就是不按經濟法則辦事。”(33)他還就商業的發展指出:“商業為什么不能按照經濟渠道經營管理,為什么只能按行政設置機構?打破省、地、縣界嘛!就是要按經濟渠道辦事。”(34)這些說法,集中強調的是改變“按行政方式管理經濟的辦法”,“要學會按照經濟辦法管理經濟”。可以說,這是經歷過經濟理論的思考以及經濟發展的順利與挫折后,毛澤東得出的重要經驗。在稍后的1964年9月6日,他在與王任重談論有關計劃和經濟工作時,還提出對“經濟工作實行徹底的革命”的要求。他說:“十五年了,我們的經濟工作還沒有總結起經驗,大家要總結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對經濟工作實行徹底的革命。”(35)這里說的“革命”,至少應該包括毛澤東這里所強調的“按照經濟辦法”管理經濟的內容。

        (4)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概括他的這一思想,主要包括:

        第一,批評有些經濟學家和領導干部在商品生產問題上“左得要命”。毛澤東指出,大躍進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36)又說,“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這實際上就是把“商品生產”作為“工具化”處理而使其脫離意識形態的敏感性。

        第二,強調中國所處的階段仍是商品生產十分落后的階段。他說:“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后。印度的鐵路、紡織比中國發達。去年(指1957年——引者注)我們生產糧食三千七百億斤,其中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億斤作為商品糧,兩項合起來商品糧還不到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例如茶、絲、麻、煙都沒有達到歷史上的最高產量。”所以“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37),以便引導人民增加生產的總量,提高生產的商品率。

        第三,只有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才能滿足多種多樣的社會需求,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他針對當時盛行的反對農村人民公社發展商品生產的論調,特別指出,人民公社是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組織,“應該按照滿足社會需要的原則,有計劃地從兩個方面發展生產,既要大力發展直接滿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給性生產,又要盡可能廣泛地發展為國家、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產。通過商品交換,既可以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換回等價物資,滿足公社生產和社會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給性生產,不搞商品生產,不進行商品交換,農民不把糧食等農產品和工人生產的工業品交換,那么工人怎么有飯吃,農民怎么能夠有衣穿,怎么能夠得到拖拉機等農業生產資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產品賣給國家,賣給其他公社,怎么能夠得到貨幣收入,哪里有錢分給社員?京、津、滬郊區農村之所以富裕,是因為這些地方商品生產比較發展,商品交換比較發達。社會的需求是多種多樣的,社員的需求也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公社的生產不可太單調,不能只生產自己需要的東西。在發展自給性生產的同時,要多搞商品生產,要盡可能多地生產能夠交換的東西,向全省、全國、全世界交換。”(38)總之,只有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國家的建設才能加快步伐,人民的需要才能不斷提升和得到滿足,民眾才能富足安康,社會主義制度也才能鞏固。

        上述列舉的四個問題,盡管各具所指,各有側重,然而,都可以歸結為向下賦權,以激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原生動力的問題。這種把握的精準性和實踐意義,可以從它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成為改革的主要突破口而得到歷史的證明。

        三 努力探索向世界尤其向西方國家開放的可能性

        新中國繼承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復興夢想,把自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作為國家的重要目標。然而,近代以來的中國,不論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精神等,都是落后萎靡的。實現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只能是:既堅定不移地提振民族主體性,又努力吸取國外的先進技術與文化。這是毛澤東對于新中國與世界關系把握的兩個基本點,也是新中國處理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的基本遵循。

        新中國成立伊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保持香港既有狀態的同時,通過艱難的談判,打破“雅爾塔”會議對于中國主權的不公正對待,從蘇聯手中收回中東鐵路、旅順口海軍基地和大連自由港的管制權,并爭取到了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力援助。香港既有狀態的保持,為后來發展與西方國家的經濟聯系,以至于向西方國家開放,留下重要的窗口。對蘇談判的成功,則在宣示新中國主權獨立的同時,直接搭建了吸納外國主要是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技術、文化與人才等援助的平臺。

        有人指責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搞自我封閉,主要是指當時與西方國家的交往和開放渠道不暢。但如果仔細回顧歷史的話,這種指責是難以成立的。

        事實上,毛澤東對于積極發展與西方國家的經貿往來,引進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與裝備,學習先進文化等問題,不僅從來沒有模糊過,而且堅持不失時機、用心用力。

        新中國初期,國家在對西方大國的外交上,曾經有過“打掃干凈房子再請客”的策略,有意識地暫緩發展與西方國家的外交關系。但那不是自我封閉,而是為了清除國家由原來的半殖民地狀況遺留下來的西方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對于國家內外事務的羈絆,創造新中國獨立自主地發展與西方國家關系的全新政治環境的積極舉措。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實際結束和國際環境的變化,新中國在全面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過程中,就開始在接受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援助和開展經貿合作的同時,努力探索對世界其他國家,包括西方國家開放的可能性。

        1954年8月毛澤東利用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的機會,闡述中國堅持和平共處的原則,締結與世界各國,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平等關系,以共同“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的外交期待。他在回答客人關于中國能不能與英國工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和平共處的問題時指出,中國不僅不排斥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而且還可以“和非社會主義的事物,像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王國”和平共處。“我們認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39)中國對于和平共處的追求是真誠的,因為“中國是一個正在開始改變面貌的落后國家,經濟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國家落后。……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面的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因此,“如果能得到幾十年和平就好了”,能夠“訂個幾十年不打仗的條約”,世界各國就可以“各人搞自己的建設”,彼此聯系,和平通商。(40)這可以說是在抗美援朝戰爭后,新中國向世界包括西方世界發出的重要外交信號。

        隨著蘇共二十大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毛澤東尋求向西方國家開放的愿望更加迫切和自覺。他在《論十大關系》中,不僅講到要研究和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經驗,而且系統地講到如何對待西方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與科學經驗的問題。他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中的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41)在這一年的八月底,毛澤東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時,原稿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發展充分有效的國際協作,毛澤東特別增寫了“并且只要有可能,就發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們往來的國家的通商貿易關系”(42)。這一修改可以看作是力圖突破既往國際經濟交往的狹窄范圍,使之變成與世界上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全球性交往的努力。

        依據于這種自覺的認識,毛澤東幾乎不失時機地與各類西方人士探討中國與西方國家經濟合作的可能性。

        例如,1956年4月10日,他利用接受丹麥首任駐華大使格瑞杰生遞交國書的機會,特別強調:“中國地方大,力量并不強。……我們很愿意向你們學習,我們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如果美國人愿意的話,我們也愿意向他們學習。”(43)

        1956年9月27日,在與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團的客人談到改進產品質量管理時,他指出“我們的質量還不好,只注意數量,不注意質量。要提高質量,成本就高,就不能得獎;要成本低,質量就不高。現在的制度有很多毛病……資本主義在經營上有許多東西比我們好,我們也要學習他們的好東西。目前的國際形勢是好轉了,我們估計戰爭是很難打起來的。沒有戰爭,資本主義國家就會有經濟困難。我們的門是開著的,幾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將與我們做生意的。他們有技術,我們需要技術,他們的經濟又困難,就會向我們出口技術了。”(44)

        1956年9月29日,毛澤東借會見比利時國會代表團的機會,直接提出引進比利時技術裝備的要求。他說,“中國經濟文化還很落后,要實現工業化,非幾十年不可。因此,我們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環境。我們主張同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和進行交流。現在我們同比利時、法國等尚未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國的關系。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現在正在進行建設,比利時的技術裝備出口可以在中國找到廣大的活動余地。”(45)

        1956年10月1日,毛澤東會見法國共產黨代表團時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是未被開墾的處女地。中國前途是好的,但有艱苦的任務。在落后的經濟基礎上建設工業化國家并不容易。”他問客人:“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干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要很久還是不很久?技術和裝備出口的可能性怎樣?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是說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并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46)

        這種努力尋找與西方國家經濟合作的努力,在后來中國與蘇聯合作關系破裂時,成為支持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上,當時陳伯達說到國際上修正主義對我們搞經濟封鎖時,毛澤東特別講了日本向中國出口重要工業產品和設備的事:“日本還賣給我們化肥,賣給我們特殊鋼,賣給我們農藥,還準備賣給我們生產維尼綸的世界第一流的設備。而社會主義國家不賣給我們。大概下個月他們的代表就要來了,叫高碕達之助,此人當過日本的貿易大臣。我們要利用他們的技術。列寧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國的技術、美國的技術。我們現在要走這條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尖端不給我們嘛。”(47)

        除了積極探索經濟上的對外開放外,毛澤東還曾經與周恩來探討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的可能性。就在蘇共二十大閉幕第二天的1956年2月25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總理的工作交談中強調:“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48)

        毛澤東上述思想,也許到改革開放時期都是平常稀松事。但如果把歷史的鏡頭拉回到那個蘇聯模式嚴重禁錮人們的思想、“教條主義”盛行的年代,它的意義和價值就需要給予足夠的估量。至少,那種以改革開放為標尺,把新中國前后“兩個三十年”的歷史對立起來的觀點就難以成立了。

        在思想上確認必須積極發展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同時,毛澤東在實踐上也努力克服困難,尤其打破某些西方國家對我國的經濟封鎖,不斷活躍對外合作與交流。從統計數據看,新中國的對外貿易,是不斷成長的。建國初期,國家只與46個國家和地區建立貿易關系,到1983年,與我國有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170多個。進出口額也從1950年的11.35億美元增加到1983年的407億美元。增長了近35倍,平均每年遞增11.4%。高于同期工農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也高于同期許多國家,包括印度、巴西等國家。1962年,我國開始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成套設備(49)。

        即使在“文化革命”期間,中國的對外經貿合作也仍在不斷行進。尤其在度過“文革”最混亂時期后的1970年代,中國的對外經貿和技術裝備引進等工作,出現了重要的突破。這里僅舉三例:(1)成功地實施對外技術裝備引進的“四三方案”,實際執行為51.4億美元。引進了13套大型化肥、4套大型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套烷基苯、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型電站的設備,還有武鋼的1.7米軋機等等。這些設備到1982年全面投產,成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經濟騰飛的重要物質條件;(2)為推動產品出口,1957年開始,國家在廣州創設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每年春秋兩度舉行。時至今日,“廣交會”依然作為全球性的貿易品牌而深受世界關注。為了支持國家對外貿易,全國各地都建有一批出口生產基地,對外貿易額大幅度提升。其中包括在國際上收購棉花,加工成布以后出口等。貴州的《湄潭縣志》記載,為了出口,積極擴大茶葉種植面積,建制茶廠,有“全木紅茶生產線機具以及各種出口紅茶、綠茶包裝箱(盒、袋)”。下面是一段記載“紅茶出口包裝箱”的文字:“20世紀70年代,湄潭茶廠有木工60余人,他們除了修理木制機具外還負責制作紅茶出口包裝箱,幾十個工人每天做的包裝箱供不應求。”(50)可見當時外貿出口確實非常活躍;(3)1973-1974利用國際貨幣市場的動蕩,國家動用外匯儲備,購進了600噸黃金,形成了共和國史上黃金儲備的一個高峰。可以設想,如果不是國家對外貿易有了較大的增長,哪有可能積累巨額外匯和用匯購進大量黃金呢?

        當然,不論就其體量、構成、質量和水平等方面,當時國家的對外經貿與技術裝備引進及其他方面的國際經貿合作,都是無法與改革開放時期相比擬的。但不論如何,以“封閉僵化”去標定當年毛澤東領導下的奮斗歷史,既是不恰當的,也是不公正的。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毛澤東同志在世時,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51)這個說法,也許有助于我們加深對于那個時代的特定背景和共和國領袖們帶領全國人民艱難創業的理解。

        四 主要特點與后續影響

        任何改革都是發生于改變現狀的要求。提出對既有社會主義的體制機制進行改革,并非始自于中國。然而,由毛澤東提出的改革探索,確實有著不同于其他國家社會主義改革的突出特點,它的實際歷史影響也沒有隨著毛澤東去世而終結,反而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啟的改革開放的重要思想資源和重要推動因素。因此,為了進一步加深對于毛澤東改革思想的理解,有必要繼續討論毛澤東改革探索的主要特點和后續影響問題。

        第一,關于毛澤東探索的主要特點。毛澤東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的改革和開放問題的探索,是基于實現馬列主義與中國社會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的自覺追求而展開的。因此,他的探索具有以下突出特點:

        (1)堅持社會主義的鮮明底色。他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他經常批評黨內某些高級干部“好行小惠”卻“言不及義”,即“言不及社會主義”,所以,難以得到大的收益。他甚至認為,對于中國廣大農民來說,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抵御災荒,“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52)。這些都表明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之于中國意義的信念堅如磐石。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的具體體現就是基于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整個社會制度系統。盡管這個公有制有著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區別,但本質上都是對于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否定。堅持社會主義,最根本的就是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因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分配制度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社會關系都決定于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他還特別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還決定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不是廣大勞動者在少數人管理下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而是勞動者實際地參與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等真正的民主權利。可以說,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的諸多根本性內涵及其之間關系的理解是清晰的、也是自覺的。因此,對于他來說,不論是改革還是開放,目的都在于促進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它的沖擊與消解。正是基于這種立場,他一方面堅決反對和抑制各種可能導致生產資料公有制瓦解的企圖,確保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安全與不斷發展、壯大;另一方面也大力推助對于各種妨礙調動各級各方積極性與創造性發揮的體制機制的改革,旗幟鮮明地支持“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大力發展,持續推動國家的對外經貿發展,倡導學習“國外一切國家的好經驗”,不失時機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與設備等等。但對于他來說,兩者各自只能分屬于“綱”與“目”而絕對不能混淆,其關系也只能是“綱舉目張”。他期待著通過反對“教條主義”去解放被禁錮的思想,從而切實有效地實施改革和擴大對外交流,從而使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之間在社會主義的主導下和諧配置,去成就“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完成“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答卷。

        (2)致力于激活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縱觀毛澤東對于改革的觀點,重要的聚焦點在于如何充分調動各級各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最想改革的就是新中國建構起來的具有高度集權的體制機制。

        對于集權與分權的評價,需要因時因地而異。中國作為落后的東方大國,有人曾經以“一盤散沙”去標定它的狀態。中國有著長時期的中央集權制的傳統。新中國要迅速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需要強有力的社會動員體制,也需要擁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所有這些,都是影響新中國體制機制選擇的重要因素。然而,最糟糕的政治思維就是永遠處于“非此即彼”的極端之中。毛澤東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是轉換集權與分權的兩極性思維為“統籌兼顧”的思維,建立起不同層級和不同領域之間相得益彰的新體制與機制。從理論上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內部有著不同的利益主體,但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具有其他制度所難以比擬的一致關聯性。所以,處理內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不應執持“零和博弈”的競爭性思維,完全可以通過毛澤東特別倡導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原則,去達成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相得益彰”的積極結果。可以說,這是毛澤東改革既有集權性體制的基本根據。

        鑒于既有體制具有高度集權的特征,以及黨內許多領導同志對于這種體制的自覺與不自覺的認同,毛澤東為改革選擇的基本思路是強化“向下賦權”。具體而言,即:1)以“虛君共和”為號召,在強化中央向地方賦權的前提下,重新確立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結構。2)在改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思路下,強調賦予企業“自治權”,重塑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應有關系。盡管這種改革思路,在毛澤東在世時,不見得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但其基本取向是通過以“向下賦權”的方式去平衡既有的集權關系,重構起一個超越基于博弈性思維之上的集權—分權模式的新體制機制,力圖使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都能較好地發揮積極性,以達到更快更省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這種構想本身就是一個關于建構中國新的權力體系的非常值得思考和探索的路向。而且就“向下賦權”的改革探索而言,它自覺地運用列寧關于事物“自己運動”的辯證法思想,實際上就是致力于激活社會發展內生動力的一種努力。這也是一種構建社會持續良性發展的積極探索。

        (3)堅守社會主義中國的主體性。主體性是主體的自覺、自主與自為性質的重要表征。新中國一誕生,毛澤東就宣示著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了”,這是新中國不再跪地茍且偷生的豪邁誓言。然而,中國要真正自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不是一個響亮的宣示就能實現的。毛澤東在分析社會主義建設中產生教條主義的原因時,就指出了我們國家有著過多的“賈桂”式人物和心態,在外國人面前自覺矮人三分,精神萎靡不振。這是一種必須改變而又難以很快改變的消極精神狀態。毛澤東自從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幾乎就以一種非常清醒的態度去看待東方與西方、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既痛心于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與恥辱,也從不妄自菲薄,更不崇洋媚外。談論中國的落后,即使面對外國客人,他也從來都坦言不諱。但對國家、文化和人民,他永遠充滿著自豪與熱愛。對于國家的主權與利益,他從來都是堅定不移地維護者和捍衛者。這樣的中國歷史觀,決定著他既反對“賈桂”,也反對“阿Q”,堅持在追求中國社會主義的自主發展的大道上,坦蕩探索,自信前行。

        這種追求,鮮明地體現在國家關系的處理上。新中國在建立之初,雖然奉行著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差別原則,但它絕不以國家的主權和利益為交易。建國伊始,百廢待興,國家發展期待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支持。但也就在這個時刻,毛澤東親臨蘇聯,不折不撓地從斯大林那里爭回了中東鐵路、大連港和旅順海軍基地的管理權。后來他堅決拒絕赫魯曉夫關于在中國設立長波電臺、建立聯合艦隊等這類可能危害中國主權的企圖。這實際上向世界宣示:誰也不要指望新中國會吞下任何損害國家獨立和根本利益的苦果。

        這種追求還體現在改革與對外經濟合作上。他一方面強調要借鑒世界一切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以及發展經濟的好經驗,積極探索由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幫助中國設計工廠,提供裝備,教會我們的工人使用等可能性;另一方面堅信中國人民中蘊含著無窮無盡的創造性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它一定會被引導和發揮出來,成為建設國家的最偉大的現實力量。因此,在概括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他的表述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要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53)這實際是一條在獨立自主基礎上整合國際資源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這種追求又一鮮明的體現,是在他如何對待中國文化和外國文化關系問題上。他坦蕩地認為:“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54),因此,我們需要虛心學習外國的先進文化。但是,如果“學了外國的,就對中國的沒有信心,那不好”(55)。尤其要注意,“學外國不等于一切照搬”,正確的方法應該是,“批判地吸收”它“有用的成分”,使它與中國的東西“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從而“要把它改變,變成中國的”(56);同時,學習外國的先進文化,要善于研究和整理中國的東西,目的在于在自己的基礎上,“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使中國文化的發展“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57)。在這里,堅持中國文化主體性是貫穿于文化交流的鮮活靈魂。

        上述三個特點共同構成毛澤東探索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革思想的基本底色。這一底色鮮明地傳遞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昂揚、堅定、凜然大氣的政治風貌。本著這種精神,任何改革和對外開放,都只能被理解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文化發展的手段和工具。可以說,這是毛澤東關于改革和對外開放探索中的重要思想內容。

        第二,關于毛澤東探索的后續影響。毛澤東的探索開始于國家處在蘇聯模式嚴重束縛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尖銳對立的歲月。其改革的具體指向就是新中國初期,尤其是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建立起來的深受蘇聯模式影響的國家體制與機制。其開放的探索則是尋找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何以才能在確保國家的社會主義主體性的前提下,有效吸收“先發性”現代化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促進社會主義事業更快更好地發展。這些探索,有些內容也許僅僅屬于思想火花而不是系統的成熟思想;有些思想雖然已具有一定的系統性,但主要還停留于先知先覺者的思想、談話中而沒有為多數人,尤其沒有為與毛澤東一道工作的高層領導同志所認識和認同;有些思想雖然已經有一定的推廣基礎,但也還沒有被轉變為可以實施和推廣程度的政策;有些內容本身也許就存在著明顯的歷史痕跡與局限;有些思想則可能早已被實踐所超越等等(58)。但總體上看,把毛澤東的探索看成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開放的先聲,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事實上,毛澤東的這些探索深刻地影響著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確立的改革開放路線,甚至許多思想直接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鄧小平同志的重要思想資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在闡述實現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后的經濟工作的第二部分中,其基本指導思想,總體上與毛澤東的探索息息相關。

        (1)《公報》指出,“為了迎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任務,會議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會議認為,毛澤東同志一九五六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59)并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采取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這就是:“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并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60)這里不論是對《論十大關系》作用的肯定,還是對“改革開放”的表述,無論其思想,還是表述,都體現出對毛澤東探索的接續。

        (2)《公報》在對我國既有經濟管理體制弊病進行揭露時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的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管理,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干部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61)這里所揭示的這種管理體制弊病,主要的內容都屬于毛澤東多年反復批評的問題,而它所展望的改革措施,大多也體現出對于毛澤東反復強調的不能以行政的辦法來管理經濟的思想的接續。

        我們還可以看看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的內容。鄧小平這篇講話以《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 團結一致向前看》為題,被譽為“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它涉及黨的工作重心轉變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其中,在中國何以需要改革開放的問題上,其邏輯與毛澤東當年的探索一脈相承。

        與毛澤東推動改革從“反對教條主義”開始的做法相仿,鄧小平推動黨的中心工作的轉變是以倡導黨的思想路線,特別是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引領。兩者具體所指顯然是不同的,但批評對象都指向背離黨的思想路線行為。鄧小平的講話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發展,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62)可見,恢復黨的思想路線都是他們推進變革的破冰手段。

        “講話”在論述“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問題時,特別講到要發揚“經濟民主”的問題。他說:“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于充分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也不利于實行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我國有那么多的省、市、自治區,一個中等的省相當于歐洲的一個大國,有必要在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之下,在經濟計劃和財政、外貿等方面給予更多的自主權。”又說,“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63)撇開關于“經濟民主”概念的具體內涵,鄧小平所談論的也是關于經濟管理權力下放,也即向下“賦權”的問題,不論分析問題的邏輯,還是語言的使用,都與毛澤東探索的內容高度一致。

        鄧小平的這篇講話還有一個關于官僚主義及其克服辦法的論述。他認為“官僚主義是小生產的產物,同社會化大生產是根本不相容的。……現在,我們的經濟管理工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了一切。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責任,責任在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64)。聯系毛澤東艱辛探索的歷史實際,鄧小平這段論述最令人感慨的是:毛澤東歷經艱難探索的改革思想與基本邏輯,終于在他去世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之后的鄧小平那里,被作為一個劃時代的旗幟而華麗出場,并由此譜寫出一個全新的歷史華章。在許多場合,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一再表達:歸根到底,我們的建設方針還是毛主席在世時制定的,我們是把毛主席想做而來不及做,或者想做但沒做好的事情做起來。中國共產黨終究是珍惜和繼承、發展著前人艱難開拓與探索的積極成果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是高度自覺地維護黨在新中國成立后“兩個三十年”的歷史與思想的一致性。習近平明確指出:“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絕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提出了許多正確主張,當時沒有真正落實,改革開放后得到了真正貫徹,將來也還是要堅持和發展的。”(65)有人把這一論述概括為“兩個三十年互不對立”,但它更為積極的意義應該是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一種鮮明宣示:中國共產黨將全面繼承黨領導人民努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積極成果!

        ①《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頁。

        ②《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頁。

        ③《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頁。

        ④《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頁。

        ⑤《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頁。

        ⑥《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頁。

        ⑦《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頁。

        ⑧《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頁。

        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頁。

        ⑩《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頁。

        (11)《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頁。

        (1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頁。

        (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7頁。

        (14)《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頁。

        (1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頁。

        (1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320頁。

        (17)《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

        (1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實踐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96頁。

        (19)《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頁。

        (2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頁。

        (21)《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4頁。

        (2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頁。

        (24)《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頁。

        (2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頁。

        (2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頁。

        (2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頁。

        (2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頁。

        (2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頁。

        (3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頁。

        (3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頁。

        (3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頁。

        (33)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590頁。

        (3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303頁。

        (3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05頁。

        (36)《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頁。

        (37)《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436頁。

        (38)《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上冊)》,中國國史學會,1998年版,第38-39頁。

        (3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272頁。

        (40)《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1頁。

        (41)《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頁。

        (4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14頁。

        (4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9頁。

        (4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39頁。

        (4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2頁。

        (4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頁。

        (47)《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6頁。

        (4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頁。

        (49)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經濟貿易部《對外貿易三十五年》。參見《光輝的成就(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84頁。

        (50)《湄潭縣志(1978-2007)》,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頁。

        (5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頁。

        (52)《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頁。

        (5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頁。

        (54)《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頁。

        (5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頁。

        (56)《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頁。

        (57)《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頁。

        (58)劉正妙,曹桂芝:《中共領導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艱辛探索》,《湖湘論壇》2017年第6期。

        (59)《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頁。

        (60)《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61)《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

        (6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43頁。

        (63)《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45-146頁。

        (6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43頁。

        (65)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2013年1月5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頁。

      作者簡介

      姓名:徐俊忠 鄧琴林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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